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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邮政网路与邮政业务 “一五计划”后，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不断增长，邮政网路持续建设，交往和交流日趋频密，至“文革”前，伴随邮政网路的发展，邮政业务量亦不断增长。 第一，邮政网路与函件、包件业务。其时，随着人口增加和邮政网路的持续发展，函件、包件等邮政业务逐步增加，如1958-1965年各年全国每人平均函件量分别达2.7、3.5、4.3、3.9、3.4、3.0、2.9、3.1[1]190，呈现递增趋势。全国邮政业务量构成中，1958年函件为17.34亿件，1959年猛增为23.15亿件，1960年则为28.28亿件，比1958年分别增加33.55%和63.09%；至1965年，函件为21.75亿件。而“大跃进”时期，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包件业务量猛增。如全国1958年包件共完成2 566.4万件，1959年猛增为3 831.4万件，1960年为4 818.8万件，比1958年分别增加49.3%和87.8%(见表7)。  北京市邮局的出口国际函件业务量，1949年为2.1万多件，到1959年已增至487.9万件，进、出、转国际邮件总交换量增加到2 390多万件[7]203。而福建省邮电系统在1959年2月完成函件470万件，累计完成年计划的16.1%[3]。广东省1959年计划邮政函件比1958年增长20%，包件增长17.5%，汇票增长15%，机要通信增长9.98%。报纸累计份数增长63.10%，杂志增长71.22%。邮电业务总收入比1958年增长20.53%。至1960年，该省出转口信函都能在2小时的处理时限内完成[10]。 四川省1953-1959年邮政业务构成中，函件仍为最主要业务(占比分别为31.46%、32.44%、32.60%、35.22%、41.66%、33.13%、31.62%)，远超包件、汇票、报刊等其他业务的比重。至1959年，该省的函件收入为1 038万元，占邮政收入的54%[5]。1959-1965年，该省函件出口量分别为160 605、187 149、172 767、140 022、126 539、129 900、155 820千件，进口量分别为163 295、193 433、175 800、146 218、128 286、1 287 068、154 548千件，转口量分别为277 529、345 344、307 212、268 216、228 876、223 642、275 257千件。包件的出、进、转口亦在百万件以上[9]。该省各县市每天能与省会交换一次以上邮件的达到县市数的82.8%，全省乡镇每天能与县市交换一次以上邮件的达到42%，“其余一般都在二或三日能交换一次邮件，改变了过去十天半月才能收到一次邮件的状况”[5]。云南省1958-1965年邮电业务总量则由14 130千元增至24 627千元，其中出口函件件数由34 367千件增至59 839千件，进口函件数由36 641千件增至65 789千件，出口包件数由551千件增至786千件，进口包件数则由539千件增至905千件[4]9-13。 第二，邮政网路与报刊发行业务。随着邮政网路的发展，报刊发行业务量亦日增月涨。据前表7所示，1958-1960年各年全国订销报刊的期发数分别为7 921.5、5 965.3、4 009.4万份；累计数分别为554 303.3、666 229.8、642 739.3万份；1961-1965年订销报刊期发行数由2 590.4万份增至5 620.6万份，累计数由364 937.5万份增至540 480.3万份。同期全国每百人订有报刊数分别为3.9、3.7、5.0、6.7、7.7份[1]190。福建省邮电系统1959年2月即发行报纸1 300万份，累计完成17.6%；杂志107万份，累计完成14.1%，“与去年同期比较增加很多”[3]。1959年3月该省邮电管理局“为发动职工更大跃进以及邮电工作跃进，如福州七支局实行混合投递，下午信报提前一时半出班，人民日报当天随到随送；罗源局戈口邮路采用日夜兼程，实现报纸当天到达。厦门局职工苦战一周，进一步改良装制自动售报机、自动售票机、自动售明信片等机械化、半自动化设备”[3]。 云南省1958-1965年，出口报刊累计数由117 273千份增至124 932千份，进口报刊累计数由107 273千份增至119 580千份，报刊流转总额由5 842千元增至6 305千元，报刊总收入由1 404千元增至1 514千元[4]9-10(见表8)。四川省1958年的邮运速度加快，使当天能看到省报的县由1957年的38个增至102个。即以成都为中心，在半径350～400公里以内，面积约15.3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县市都能看到当天省报；两天到达的为44个县市；三天及以上到达的50个县市[11]。该省1961-1963年各年报刊流转额已分别达10 968、9 279、11 239千元。其间，报刊流转额收入占邮电业务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1961-1965年该省报刊累计份数由252 797千份增至375 671千份[9]。  1958年前广东省省报《南方日报》当天到县的只占34.2%，2～3天到的占58.8%，4天以上的占7%，省一县的信函更慢：2天到的占27.2%，3天到的占40%，4天到的占14%，5天及以上到的占18.3%。个别边远的乡、社，甚至要10天以上才能到。主要原因是邮政通信的传递，绝大部分用手工式操作，不少地方还用人力肩挑，自动设备很少甚至没有。因此工作处理过程需时长，效率不高[2]。而随着邮政网路的发展，广东省1958年上半年报刊寄递速度大为提高：广州到汕头、潮州、澄海、饶平、南澳、大埔、普宁等县市，较前提早半天至一天到达；江门、新会、鹤山、三水、石岐等地读者能看到当天的《羊城晚报》。该省1959年计划发行报纸累计份数增长63.10%，杂志增长71.22%。1960年上半年，该省报刊收订“采取下达各支局、报刊门市部及各发行站的收订计划要求，逐日公布完成情况，逐日检查，及时深入基层了解与帮助”[10]。在完成时限方面，市区早报投递，除个别投递段未能完成时限外，其他都能完成时限，总的完成情况每月均达到98%左右[10]。 第三，邮政网路与汇兑业务。新中国成立初，汇兑制度沿用旧制——“票汇”。邮电部在1958年研究决定对普汇进行改革，由票汇改信汇。1959年4月起，废止票汇制度，改为信汇制度，使用新式汇套和新式汇款通知单。只需用户交付汇款与汇费，一切手续由收汇局处理，并且规定：汇款款额每笔为1 000元，汇费为1%，10元以下最低收1角[12]49。 嗣经邮政网路中的邮政局所持续扩张，汇兑业务得以不断发展。如196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邮电部正式下发《关于修订银行与邮局办理汇兑业务的分工办法及邮政汇兑资金调拨办法的联合通知》，其中规定：机关、企业、团体(一切国家和集体单位)汇出的汇款，不论收款人为机关、企业、团体或个人，一律由银行办理。但汇出的零星汇款，每笔金额在30元及以下的，如汇款单位自愿到邮局交汇，邮局亦可办理。个人汇出的汇款，一律由邮电局办理。邮电局办理个人汇款，一概收受现金，不收票据。另，关于邮政汇兑资金的调拨规定：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县(市)邮电局及所属支局、邮电局所，均可在当地银行开立邮政汇兑资金往来账户；各开户邮电局、所，应在每日营业终了时，将当日业务收支结算清楚，除留存周转金外，必须保证将现金余额全部送存银行，最迟在次日午前办理，绝对不准以作别用；邮政汇兑资金往来账户余额，每月至少核对一次，由人民银行及时将对账单送交开户的邮电局所；各县、市局每年六月底和十二月底，应将邮政汇兑资金往来账户余额上划省(市、区)局，并填具“汇款委托书”委托银行办理上划手续；邮政汇兑资金往来账户的存款或欠款均不计利息，汇兑资金的调拨结算，银行也不收费[13]。上述改革不仅加强了汇兑管理，且方便存取调拨，对于邮政汇票业务发展起到良好作用。1958-1965年全国开发汇票由6 836.92万张增至11 147.2万张。同期，四川省的汇票业务也在逐年增长，汇票由7 179千张增至9 119千张[9]。云南省的汇票收入也由489千元增至735千元，出口汇费张数计由1 569千张增至3 275千张，进口汇票张数由1 275千张增至2 117千张[4]11-13(见表8)。广东省1960年上半年邮电计费业务总量为397.2万元，比1959年同期332.5万元增加19.44%，比1959年下半年348.3万元增加14.03%。该省1960年上半年业务总收入为384.3万元，比1959年同期298.6万元增加28.71%，比1959年下半年346.1万元增加11.04%[10]。其中，出口计费汇票上半年计划为851 000张，实际完成994 685张，为1959年上半年750 401张的132.55%(见表9)。  综而言之，“虽邮电业务自一九六○年全面下降以来，直到一九六二年秋收前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开始出现了稳定或略有回升的现象，这是与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相适应的。”[14]如1958-1965年，全国邮电业务总量由58 164.7万元增至85 484.7万元，邮电业务总收入由48 635.3万元增至59 848.1万元，其中邮政收入由27 184.3万元增至29 228.8万元[1]173，188。再如1964年、1965年，邮电部在北京、上海正式成立邮政研究所。而北京、上海邮局的直线型和环形包裹分拣机也于1964年研制成功并投产使用，这两种设备经不断完善后，成为我国大中城市使用的定型包裹分拣设备。在这一时期，邮电企业创造出的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经验，使得全国邮电总收入稳步增长，而这些经验对我国邮电事业的后期改革亦有所裨益。自“一五计划”至“文革”前，经过不断探索和调整，国家邮政网络持续发展，邮政业务稳步提高，对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产生了不容忽略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