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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于石刻的关注仅仅将其视为保存史料的载体，事实上每一个碑建造的背后都有相关的政治或社会背景，努力将石刻从文献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中去，挖掘出其中的故事才能丰富我们理解历史的维度。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有一段文字回忆北宋承平时，其与赵明诚一起搜罗赏玩拓本的旧事：“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金石录》一书不但是传统金石学的开山之作，更因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宋末乱离中的不幸遭际而为一般人所熟知。至于《金石录后序》中所描绘的于相国寺购置拓本，归而展读，进而撰著题跋，慢慢集腋成裘，这种研治石刻文献的方法，亦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的标准形态。时至今日，我们披览新出石刻的方式，较之于赵、李当日，仍相去不远，只是拜现代印刷技术所赐及受制于文物保护的观念，所能观览者渐次从石刻原拓变为影印的大型图录。因此，对于一千年来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石刻是一种用来“阅读”的文献，特别是清代以来，以《金石萃编》为代表的大型录文总集的编纂与订补，以及近代以降《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千唐志斋藏志》等大型图录的刊行，给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使得现代学者可以轻易跨过空间的阻隔，罗致甚至穷尽相关石刻以供研讨，但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剥夺了研究者的“现场感”。 这种将碑志剥离原来的场域，以拓本作为流通的主要方式，进而化约为一种文本的金石学研究无疑与重视文字记载的学问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一传统中无论是甲骨、青铜器，还是简帛、碑志、文书，学者多不过视之为文字的不同载体，其中的高下，在于能否订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同时，作为的石刻的“读者”，其天然的预设无疑假定阅读者已具有相当的知识层次，而这样一群人无论在是古代还是现代无疑都居于人口中的少数，多属于士大夫或所谓学者之流。尽管清代金石学家中已有不少人开始注重实地访碑，但所关注者依旧集中于文字。总体而言，传统金石学是一门反映士大夫趣味的“扶手椅”上的学问，特别是学者对于名家撰书碑志拓本的汲汲以求以及邀二三同好观临题跋的论学方式，无疑都是文士书画赏鉴雅集之风的流亚。 当现代史学要求学者努力尝试进入古人生活的情境时，我们难免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至今仍在中国大地大量留存的碑石，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地人对建筑多半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梁思成曾对费慰梅如此描述其在华北调查古建的经历。如果我们将1930年代山西、河北内陆的乡村仍视为一个停留在“古代”的社会，那么这段梁思成的自述便透露出一个颇值得玩味的讯息，即在普通的庶民心中，何者才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纪念物，值得向外来的访客展示。联想到华南学派在田野工作中“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诀窍，碑在地方场域中的中心位置便凸现了出来。 但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他们未必有能力成为碑的“读者”，而更多的只是“观众”，我想引梁思成去看碑的当地人多半也未必能读懂刻石上的文字。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回唐代，便不难发现，一些巨型石碑的规模远远超过实际的需求，如目前存世规模最大的唐碑何进滔德政碑高达12.55米，宽3.04米，厚1.04米，而2000年在河北正定发现，后经学者考订为安重荣德政碑者，仅残存的赑屃部分就长8.4米、宽3.2米、高2.5米，若复原全碑，规模当在何进滔德政碑之上。这些巨型的石碑显然不是让人读的，而是作为政治权威的象征物被树立起来，“看”才是它们被塑造时的第一要义。事实上，即使以昭陵功臣神道碑约4米的高度而言，根据我个人访碑的经验，即使努力加以辨识，也很难看清碑身上部的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