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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中《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淮深)德政之碑》则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此碑中和二年(882)四月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约一月即成，立于西牙，即归义军节度使的使衙。原石早已不存，敦煌所存钞本由P.2762等五件文书拼合而成。这一钞本的妙处在于是一注释本，在碑的正文之下有双行小字注文，阐释碑文的微言大义，如“盘桓卧龙”下注：“卧龙者，蜀将诸葛亮也，字孔明。能行兵，时人号曰卧龙是也”，这是标注古典;又“宣阳赐宅，廩实九年之储”下注：“司徒宅在左街宣阳坊，天子所赐粮料，可支持九年之实”，司徒指的是碑主张淮深，则是在阐发今典，宣扬朝廷对其的礼遇。不过根据荣新江先生的考订，唐廷并未授予张淮深河西节度使之位，此碑亦非由朝廷颁赐，而是张淮深擅自兴造，碑文不无“虚假宣传”的成分。这倒反过来说明即使地处边鄙，与唐廷仅存羁縻关系的归义军，仍需借助朝廷颁下的德政碑来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事实上，这一详细注明古典与今典的钞本很可能是为了向归义军中文化程度不高的节将士卒宣讲碑文所用，发挥了类似政治学习材料的作用。另北图芥91《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八写本背面有“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知(之)碑”一行、S.1291写本上有“(上缺)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字迹拙劣，均是学童习书的文字，可知张淮深德政碑文曾被用作敦煌学童习书的资料，将政治教化巧妙地寓于童蒙课业之中。无论是宣讲还是习字，其目的皆是借助各种手段，广泛散播，将碑文作为一种政治宣教品来使用。 当然我所说的要重视碑的景观作用，并不是说要转向去研究艺术史，因为历史学训练提供的长处还是在于解读文献，而非分析图像。只是注意到碑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宣传功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碑文的内容及文字背后蕴含的隐曲。过去对于石刻的关注仅仅将其视为保存史料的载体，事实上每一个碑建造的背后都有相关的政治或社会背景，努力将石刻从文献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中去，挖掘出其中的故事才能丰富我们理解历史的维度。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政治权威象征物的巨型碑石无疑是政治话语展示与传布的重要媒介，尽管一般不过将此类的政治表述视为堆砌辞藻的具文，但须知在中国漫长的文字书写传统中，早已铸就了一套微言大义的语言符码。如何透过看似格套化的文字与行为，发现言词之外的真意，直到当下都是探究中国政治所必备的“知识炼金术”。因此，对于我们现在看起来的一些“具文”，古人并不是如此认为的，比如唐穆宗继位之初，将田弘正从魏博调任至成德，这涉及如何来巩固元和中兴的政治遗产，在当时是非常微妙而关键的政治举措。调任之后，唐穆宗打算在魏博给田弘正建一块德政碑，表彰其首先奉魏博归附朝廷的功绩，同时也给河朔的这些骄兵悍将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因此对于如何写这块碑，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君臣之间颇费了一番心思，穆宗特别指定元稹撰文，元稹《进田弘正碑状文》也向皇上详细说明了对于写法的考虑：“臣若苟务文章，广征经典，非唯将吏不会，亦恐(田)弘正未详，虽临四达之衢，难记万人之口。”即由于河朔地域沾染胡风，将吏文化程度不高，如果文章堆砌典故，辞藻华丽，即使立在最显眼的位置，恐怕达不到想要的宣传效果，所以追求“文虽朴野，事颇彰明”，以便让预设的读者能够看得明白，或者至少借助类似《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这样的“辅导材料”能够理解朝廷的苦心所在。 唐末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为其父罗让所立的神道碑中的一段文字正好提供一个理解格套化文词背后隐曲的案例，碑文云：“伏惟国朝故事，我府凡有更替，即除亲王遥统节度使，或踰数月而后，方降恩命。今我仆射以殊功难解，茂略济时，进疏才及于阙庭，幢节已交于道路。”碑文想要强调的是罗弘信深受朝廷信任，因此没有按照惯例先授予节度留后权知政务或让亲王遥领，而被直接授予了节度使的旌节。但我们再来看一下《旧唐书·罗弘信传》的记载：“僖宗闻之，文德元年四月，诏加工部尚书，权知节度留后。七月，复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充魏博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恰恰是严格遵循了“或踰数月而后，方降恩命”的政治成例。毫无疑问，碑文的记载是捏造的，但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何要捏造这样一个不存在的事实。这就和罗弘信初掌魏博后的政治形势有关，由于罗弘信此前只是魏博军中小校，“掌牧圉之事”，不过是类似弼马温的角色，并无太高的声望，因缘际会控制魏博之后，才急需借重朝廷的恩遇抬高自己，稳定局势。细究起来，这段文字还涉及魏博历史上的一个“今典”，“进疏才及于阙庭，幢节已交于道路”所比附的对象正是元和七年(812)举魏博六州归朝的田弘正。那次唐宪宗确实接受了李绛的建议，打破惯例，直接授予田弘正节度使之位，以表彰他的忠心。罗弘信是想假借罗让碑中虚构的文字，让魏博将吏相信，朝廷对他的支持信任与田弘正无二，给自己带上需要的政治光环。 以上所举的几篇碑文中或虚或实的政治表述，提示我们注意，对于石刻史料的解读，有时未必一定是要证明或证否传世文献的记载，而更应该关心隐藏在文本背后，充满着矛盾冲突的政治过程。一般而言，研治石刻文献的学者多重视新出的石刻，“喜新厌旧”的倾向多不能免，但事实上大量保存在《文苑英华》或各家文集中的碑文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与重视，这些才是唐人心中真正的“大手笔”，蕴含了丰富的材料，至少我们转换研究的视角，做更加精细的文本解读，是可以从中榨取更多的历史信息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文据作者2015年12月11日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