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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古人对于如何塑造碑的“视觉体验”有着高度的自觉，树碑于“大市通衢”，以便更多的往来吏民能注意到这一景观，是选择立碑地点时首要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会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对于碑主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如德宗为平定朱泚之乱的首要功臣李晟立纪功碑，就没有选择在长安城内，而是“刊石立于东渭桥，与天地悠久”。东渭桥位于长安通往渭北的交通孔道上，不仅是唐人饯别亲友的胜地，也是东南租粟会聚转运之所，四方辐辏，行旅往来，络绎不绝，热闹而繁忙，更具深意的是李晟本人恰恰是自东渭桥以薄京城，经过一路激战，最终克复长安，建立不世之功。选择于此处立碑，并命皇太子亲自书丹，无疑显示出德宗特别的用心。唐玄宗时所立的杨国忠碑则另有别致的设计，杨国忠因对铨选制度有所改良，“选人等求媚于时，请立碑于尚书省门，以颂圣主得贤臣之意”，将立碑地点选择在碑主“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本是习见之事，并不足为奇。特殊之处在于此碑由京兆尹鲜于仲通撰文后，玄宗曾亲自改易数字，“镌毕，以金填改字处”，这当然不是因为朝廷无力负担另刻新碑的费用，而是特意借助这种人为制造的“土豪金”效果，来彰显皇帝对杨国忠的恩宠。当然在地方上，此类颂德碑立碑地点可选择的余地远不及两京丰富，大约只有大市通衢或节度使、郡守府衙之旁这两类。除此之外，这些位于城市中心的巨碑，往往建有碑楼，如上文提到的何进滔德政碑“碑楼极宏壮，故岁久而字不讹缺”，其碑楼至北宋时犹存。碑楼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建筑，在古代城市天际线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无疑强化了石碑作为一种政治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地位，构筑起了城市的视觉中心，同时不经意间也降低了碑的“可读性”。 正是由于碑在城市中具有的视觉中心的地位，其兴废往往也会成为政治气候变易的重要风向标。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唐宪宗平定淮西之后采取的举措，将吴少诚家族统治淮西合法性的两个重要象征物皆做了改造。其中，将吴少诚生祠改建为紫极宫，李唐以老子为祖先，天宝二年(743)“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紫极宫作为唐代官方所立的道观，平定淮西之后得到重建，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吴少诚德政碑则被磨灭，改刻为韩愈撰文的《平淮西碑》，唐廷之所以特别选择用吴少诚德政碑的旧石来摹勒新碑，正是要藉助对于碑铭这一永久性景观的重新定义，向已有三十年未沾王化的淮西军民宣示这场平叛战争的正义性，进而重建朝廷在淮西的政治权威。 刊石勒铭、永志不朽，碑志因其具有永恒的纪念性而为人所重，但碑在古人的世界中并非只是一个静态恒定的象征物，而是可以借助拓本与传写，化身万千，变成有效的传播媒介。如唐玄宗因生于乙酉岁(685)，故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713)七月诛太平公主，独揽朝政后，九月便封华岳神为金天王，故华岳信仰大兴于世。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玄宗巡幸东都时途经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王祎，勒石于华岳祠南之通衢，上亲制文及诗”。《开天传信记》云此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制作壮丽，巧无比伦。”此碑的高度折合成公制，约在十五米以上，宋人王铚《默记》记此碑原建有碑楼，黄巢入关，有人避于碑楼之上，黄巢大怒，因纵火焚之，故宋时文字仅十存二三，但碑石犹在。或许由于此碑规制巨大，在当时甚至找不到整块的碑石，“砌数段为一碑……薄云霄也”，耗时九月方才落成。玄宗或仍嫌华岳庙的位置相对偏远，巨碑磅礴的气势，无法为京城士庶所领略，又下令制作拓本，张架立于应天门，供文武百官观览。应天门是洛阳宫城的正南门，其地位功能与长安的承天门相当，是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礼仪空间，玄宗本人便曾在此接受过献俘。玄宗虽无法移动巨碑这一物质形态本身，但通过拓本复制的方式完成了这一移动，扩展了碑文传播的范围，当然其目的是为了塑造自身的政治权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