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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纪念的价值定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对于抗战纪念的实施、中国共产党抗战话语的建构乃至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促进抗战纪念实施，奠定抗战纪念基础 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引领抗战纪念活动的实施，使抗战纪念走向常态化、规范化。1938-1945年，每逢抗战纪念，中共都组织开展纪念活动，逐渐形成抗战纪念的范式。抗战胜利后，中共仍借助抗战纪念发表宣言或口号，表达对于时局的主张。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发表宣言，对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局势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是人民力量空前高涨，要求独立、和平与民主；另一方面是反动派坚持独裁和内战，美国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在此基础上，宣言强调：“独立、民主与和平，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没有民主，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而中国如果不能完全独立，和平与民主就更是空话。中国共产党决心坚持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决心坚持中国的和平。”(40)1947年7月7日，中共为纪念“七七”抗战十周年发表对时局的口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饥饿政策、独裁政策、卖国政策，强调“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消灭内战，实现和平；取消独裁，实现民主；制止卖国，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41)因此，就抗战纪念的形式而言，解放战争时期延续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做法。 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在全党具有示范效应。1939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第75、76期合刊，推出“七七”纪念特辑，除刊发毛泽东的《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外，还刊发了朱德的《我们一定要胜利》、王明的《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周恩来的《抗战两年》、洛甫的《反对投降妥协坚持抗战到底》、博古的《抗战两周年纪念献词》、王稼祥的《目前抗战的政略与战略的中心问题》、刘少奇的《巩固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邓发的《坚持团结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萧向荣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两年来的战绩》等文章。1943年6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党内同志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朱德的《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陈毅的《新四军在华中》、刘伯承的《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徐向前的《克服困难，迎接胜利》、贺龙的《加强团结，准备反攻》，都是为纪念抗战六周年而作。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既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而作，也是为纪念抗战六周年而作。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对于营造纪念氛围、实施抗战纪念具有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 (二)提升中共抗战话语影响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借助抗战纪念所建构的话语、发出的声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赢得了各党派和各阶层的认同和肯定。如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后，“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这个宣言。”(42)《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发表后，晋察冀各界认为它是“中国抗战途上的指路明灯”(43)。绥德各界在讨论宣言时，认为它“鼓励了同志，指示了方向”(44)。靖边县召开绅士座谈会，认为“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45)。因此，中共抗战话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 国民党对于中共抗战话语的态度和应对，折射了中共抗战话语的社会影响。1943年，《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关注。7月6日，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当夜派军队包围报馆。第二天，驻渝外国记者纷纷就内战危机质问国民党发言人张道藩。美、英、苏各大使也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即停止援助。(46)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通过抗战纪念宣言所表达的抗战话语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