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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东西传播的商品种类和商贸情形 从公元4世纪初叶写成的粟特文古信札，到10世纪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记录着丝绸之路上一批又一批的商人活动的情况，包括他们贩卖的商品，以及交易的记录。 大概年代在公元313年前后的粟特文古信札，记录了以姑臧(武威)为大本营的一个粟特商团的商贸活动情况。他们的活动范围东到洛阳、邺城，西到撒马尔干，长途或短途贩卖，把西方的贵金属、香料、药材运到中国，再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 出土文书中有许多契约，记录了丝路商人交易的真实形态，我们举几个例子。1997年，吐鲁番洋海出土的《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张祖买奴券》，记当地官人张祖用行绁137匹，从康国来的粟特商人康阿丑那里，买下名为“益富”的胡奴(12)。此外，吐鲁番早期出土的《北凉承平八年(450)翟绍远买婢券》(13)，卖主石阿奴很可能就是来自中亚粟特石国的粟特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还发现过粟特文的买卖女婢契约。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天宝某年王修智卖胡奴契》(敦煌研究院收藏)，也是买卖胡奴时所订立的契约。画家张大千在20世纪40年代在敦煌得到一件《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的文书，登录着“蕃奴”“蕃婢”，与马匹一起标价出售，这是因为在唐朝的市场上，人口和牲口同等对待，都在市场中专门经营这两种商品的“口马行”来进行交易，这件文书就是沙州市场官员把口马行的外来奴婢和马匹的价格上报给上级官府的记录。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人口贩子，他们把中亚粟特地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地区的男女奴隶，倒卖到高昌、敦煌，以及中原一些地区。这些被倒卖的男女奴隶多被命名为中国人熟悉的吉祥、褒义、好听的名字，如“益富”“绿珠”“绿叶”等，是非常中国化的名字。粟特商人把倒卖的奴婢起这样好听的名字，目的显然是为了兜售他们的商品。 记录粟特商人贩卖的商品的典型史料，是吐鲁番出土的麹氏高昌国时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14)，买卖的商品有金、银、丝、香料、郁金根、硇沙、铜、  至于贸易的形态，我们也可以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很多印证。我们知道，粟特人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在撒马尔干和长安之间，甚至远到中国东北边境地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在这个贸易网络的交汇点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为他们东西贸易的中转站。吐鲁番文书《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录了两组从粟特、吐火罗来的商人在西州重组商队，准备从西州到长安去经商(16)。另一件吐鲁番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则记录了一些居住在长安的粟特人，他们与汉商一起，西到弓月城及更西地区经商贩易的情况(17)。 粟特商人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一般来讲，他们是要组成较大的商队来一道行动，特别是经过像塔什库尔干山区或翻越达坂的时候，更是要成群结队，以防强盗劫掠。但是，到了唐朝在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控制整个西域中亚地区以后，开通道路，列置馆驿，行旅要较以前安全，粟特商队可以不必再组成大的商队，所以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看到的一些个人的行旅情形，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文书，记载了粟特商人石染典带着作人康禄山、石怒忿以及家生奴移多地，还有牲口等，从安西(今库车)先到瓜州市易，准备再到安西经商。文书显示，石染典一行经过悬泉守捉、常乐守捉、苦水守捉、盐池戍守捉等地方上的镇防机构，由官员勘查后，来到沙州。石染典向沙州官府呈报自己携带奴隶、牲口到沙州贩易，并申请去伊州的过所。文书上有沙州市令张休勘同的字样，确认石染典所带人员和牲口数目属实。这是一件难得的文书，是粟特商人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最好的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