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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土文书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文化 在丝绸之路经过的敦煌、居延(黑城)、吐鲁番、楼兰、库车、和田等地，都出土了大量的属于典籍文献类的材料，是我们考察丝路上各种文化传播的最直接的材料依据，这些材料可以和传世文献保留的正史、僧传、地理书相互补充，但出土文献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丝路文化的认识。 佛教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文化，它从印度传入中国离不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历史上不论是印度高僧的东来还是中国僧侣西行求法，都离不开丝路上绿洲王国的支持，出土文献对于我们认识丝路王国的佛教文化传播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初的佛教并非从释迦牟尼传法的印度本土传入西域和中原内地，而是主要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传入的，这一点从出土文献上来看是十分清楚的。目前新疆出土的最早的佛教文献并不是用印度本土的梵语所写，而是用犍陀罗地区流行的犍陀罗语写成的，这就是和田出土的犍陀罗语《法句经》(18)。中原地区虽然没有保存下来最早的佛教典籍，但洛阳早期佛教寺院的井栏题记，也是用犍陀罗语书写的(19)。加上现存佛典中的音译词汇，可以确证早期进入西域和中原的佛教文献，都是用犍陀罗语所写。而从这些佛典以及早期梵文写本来看，最早传入西域和中原的佛教教派，也是出自西北印度的法藏部(20)。 在丝路南道的和田地区，稍晚于犍陀罗语的出土文献材料，主要是梵文的大乘经典，如《妙法莲华经》《大般若婆罗蜜多经》《大般涅槃经》等，以后还有用当地的于阗语翻译的大乘经典。这是和传世的中文史料记载相一致的，即古代于阗王国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也是中原大乘佛教的重要输送地，不论朱世行的西行于阗求取《般若经》，还是实叉难陀东来传译八十《华严》，都表明于阗对中原佛教的重要意义，而出土文献部分展现了于阗佛教的真面貌，特别是于阗僧人阅读什么经典，讲说什么佛教教义。 与和田相对的丝路北道据史德(巴楚)、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等地，则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出土了大量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梵文佛典和戒律文献(21)。由于中原主要流行大乘佛教，西行求法的中原僧人也多是大乘教徒，如玄奘，对小乘高僧带有蔑视的态度，所以中原佛教文献对于西域北道佛教水准的记录并不准确，甚至有误导。通过出土的大量梵文、龟兹语、焉耆语的文献残卷，我们对西域北道小乘佛教的教学和严格的戒律制度，都有了相当详细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留存在北道沿线的佛教石窟雕像和壁画的内涵，因为有不少壁画的内容是根据当地流行的佛典绘制上去的，我们从中原的典籍中有时难以找到对应的文本。 在吐鲁番、龟兹、和田出土的汉文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朝时期从中原西传的汉译佛典。这些典籍大多数属于大乘佛教，是以书籍的形式传播或传抄到西域地区，是佛教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之后倒传西域的现象。658年唐朝灭西突厥汗国，唐朝制度文化开始大量进入西域地区，汉化系统的佛教寺院也随之在安西四镇地区建立(22)，在这些以龙兴寺、大云寺、开元寺为代表的汉化佛寺当中，也保存了大量的汉文佛典(23)。 不论是龟兹语、焉耆语还是汉语佛典，都成为10世纪后半叶立国于吐鲁番的高昌回鹘王国的佛教思想和文本来源。但高昌回鹘在丝绸之路史上最值得夸耀的，应当是当时流行的摩尼教和东方基督教。在高昌城、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地，发现了大量用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回鹘文所写的摩尼教文献，有经典，也有仪式性文本，还有摩尼教教团运营的文书(24)，表明摩尼教在9—10世纪时，曾经在高昌回鹘盛行一时。而葡萄沟内一座基督教的寺院遗址里，更是发掘到一个图书馆，有大量用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回鹘文所写的东方基督教会的典籍和文书(25)。这些文书表明，高昌回鹘摩尼教和景教都与它们的西方教团有一定的联系，但其中详细的信息还有待深入探讨。 在丝绸之路沿线，不论是悬泉、尼雅、楼兰、居延，还是敦煌、吐鲁番、焉耆、龟兹、巴楚、于阗，出土了各种语言的典籍类文献，其文本本身和内容所记的宗教信仰、思想文化，都是我们研究沿丝路传播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素材，而这类文献残片还在不断发现，充实着丝绸之路的文化史。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在我们的前辈充分利用传世典籍的基础上，更应当关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各类文书材料，发掘其中有价值的残片，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意无意留存下来的文本，丰富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谱写更加绚烂多彩的丝绸之路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