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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的“出土文物” 孙 洁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萧军自我调侃为“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这是个禁不起联想的比喻，一联想，就会纷纷扰扰地带出一连串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就有也是在这一年出版的《四世同堂》。从1944年到1949年，《四世同堂》连来带去写了5年，一边写，一边按部就班地连载、出版、翻译、出英文版。1951年1月，《饥荒》连载到第二十段突然停了，此后《四世同堂》便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重新出版，所以说，它也是“出土文物”。 然而事情又远非“出土”那么简单：底稿不见了，但是英译本还在；英译本回译了，英译手稿本居然也还在，所以这个寻回并修补“文物”的过程就格外漫长。 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种趋近于本真的努力，无论是通过思辨构拟，还是通过史料还原。史料还原尤其是不讲情面更不讲情怀的一项工作。鲁迅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土财主，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可笑吧？鲁迅却说，这个闪闪发光的鼎，才是“近于真相的周鼎”。史料的发掘，真相的揭橥，大抵类此。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谈这次《四世同堂》英译手稿发现和结尾章节第二次回译的意义——它不是展示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四世同堂》，而是一个更接近本来面目的《四世同堂》。 看一个最直接的例子。马小弥由《黄色风暴》回译而来的结尾句是“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起风了。”现经英译手稿对照，证明这个结尾为出版社所加，用以替代一篇以钱默吟口吻写的长达6000字的长檄文，即赵武平二次回译本的终章。这个章节出现在百万字长篇《四世同堂》的叙事完全终结之时，从纯粹的故事的角度看，是冗笔，但从中可以获取很多信息，包括钱默吟（毋宁说是老舍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对做诗人还是做战士的问题的表白。 很多研究者认为，老舍在抗战时期对通俗文艺的过度投入造成了他回归小说创作时个别人物的夸张和变形，钱默吟在小说后半段变身为一名侠士、地下工作者，和他诗人的身份不相匹配，也是被谈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老舍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借助这篇“悔过书”对钱默吟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原原本本的交代。“感谢你们，给了我做一个完美的人的机会，教我能有斗争到死的机会。”这大无畏的表白指向老舍本人的英雄情结。贯穿地看，老舍热爱武侠故事的少年时代，书写李景纯、丁二爷这样的侠义之士的青年时代，自己义无反顾牺牲一切投身抗战的中年时代，和《四世同堂》具备理想人格的钱诗人是无比契合的。这也是老舍在很小的年纪就给自己起了“舍予”这个名字的原因。剑气箫心、侠骨柔情，既是诗人也是战士，以钱默吟口吻写的这篇剖白和倾诉，比起“起风了”这样语义含混的小清新结尾，无疑更能镇住《四世同堂》用100万字铺陈的无边苦难和人间悲喜剧。 赵武平的二次回译本还展示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却被《黄色风暴》删节的情节：瑞宣“从为做宣传而写作开始，他就很想知道作家在战争中怎么生活，发表有什么作品”。他发现很多日本作家正在受命翻译中国的新小说和剧本，经由这件事，他开始思索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而瑞宣在迷惘中寻求的答案，正可以落实在以老舍本人为代表的舍弃了一切个人得失，无怨无悔投身抗战文学的新文学作家身上。 老舍亲历了整个大后方的抗战文学史，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投身抗战的八年也是他文学生涯的重要转折——舍弃小说转而从事通俗文艺和戏剧的写作，并且将这一新的写作习惯带到了新中国时期。而《四世同堂》正是老舍在抗战文学经由几次严肃论争进入反思阶段之后回归小说写作的结果。通过二次回译本，我们看到，老舍第一次在虚构作品中谈论自己投身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个如此独特且前所未有的视角。小说里，瑞宣得到的结论是：“新文学是代替中国说话的活的文学……他为中国作家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感到高兴。”这不但解答了为什么在已经完成了服务抗战的使命的1946年之后，老舍还是写了《四世同堂》《鼓书艺人》《五虎断魂枪》，也解答了老舍为什么在1949年12月回到北京后能这么快适应新中国文艺工作者这个新的身份。我们当然可以说老舍的选择是时代的要求使然，但是，即便从这个失而复得的章节，也可以看出，老舍的“回归”和“回不去了”，这两件看似矛盾却同时发生的事情，正是老舍本人文学生涯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必经之路。这里甚至埋藏了《四世同堂》在1951年年初连载突然中断和日后需要经过如此曲折的努力，逐渐寻回它丢失部分本来样子的原因的密码。 这次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手稿未发表部分经由赵武平发掘、整理、翻译后的重新发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史料的发掘、整理、重组，有点像文物的修复，成品虽然不是作品本来的样子，却能指向作品本来的样子，指向曾经被抛弃、亦有可能被永远遗忘的文学史的片断。其实，在史料之外，又何尝有真正的作家和作品，又何尝有真实的文学史。学者钱理群曾经指出：“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创造者的生命）的一种寻找和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对于《四世同堂》这件从1979年“出土”后又不断得到修补的“文物”，也当作如是观。 （作者为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