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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的学术价值 《分析》体例新颖，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打破王朝体系，用阶级分析观点总结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说过：“打破王朝体系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很早以前，我国进步的史学家就想写出一部不是按照王朝断代而是按照社会性质分期的中国通史。……郭沫若对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研究，以及其他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一些研究，都是为了写出一部按照社会性质分期的中国通史。”[11](张先生借鉴了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探索成果，《分析》一书即按照社会性质，将周代至清代的中国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叙事不按朝代顺序依次而下，而是将封建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来进行叙述。该书共六个部分，每个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封建社会由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构成，统治阶级凭借政治、土地、宗法等制度以及各种权术治术保障其阶级统治，所以第一部分为“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第二部分为“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的目的在于满足其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方面的享受，因而第三部分为“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统治阶级的一切生活享受都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因此第四部分为“受压迫人民的痛苦”；统治阶级要持久地维持其统治，自然需要依靠教育，一则教育可以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二则教育可以起到教化与控制劳动人民的作用；教育又离不开书籍与知识分子，于是第五部分为“封建社会的教育”；第六部分为“封建社会的文献”。全书逻辑清晰，系统严密，其关键点即在阶级分析观点的运用上。通过灵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该书最终打破了王朝体系，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 第二，站在人民的立场编写史书，同情劳动人民。张先生信奉人民史观、反对英雄史观，他在《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序言》中说过：“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人类文明，是无数劳动人民经历了若干年代集体创造的结晶。不认识劳动人民祖先集体创造的各方面成就，便无从了解人类的真正历史。我国过去的历史书籍，浩如烟海。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统治阶级来写作的。有关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活动的史实，记载独少，或者载而太略。特别是涉及古代事物的创造和发明，每每归功于个别人物，甚至远嫁名于荒古不可知之人，并从而加以夸饰，描绘为智周万物的‘圣人’。这便淹没了劳动大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无由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12](P1) 张先生信守“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时，便站在人民的立场，斥责统治阶级，赞扬敢于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以书中对优伶的表彰为例，优伶在封建社会里地位十分低下：“优伶在过去旧社会里一向被人轻视，认为‘倡优下贱’，不过是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们的玩弄之物。特别是从科举制盛行以后，查问每一个应试者的身家至为严厉。在清代所谓身家不清白的人，像倡优、皂隶便三代不许应试入仕，因之知识分子对这般人也就更瞧不起。”[10](P128)张先生对优伶则予以充分尊重：“其实，我们今天站在人民的立场，用冷静的头脑，根据可靠史料来分析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书生学者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向优伶们骄傲的。”[10](P128)书中博考史传笔记，叙述了淳于髡以“酒极则乱，乐极则悲”的议论使齐威王罢长夜之饮；罗衣清以“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的言语谏止辽兴宗与太弟重元的博戏等历代优伶的杰出事迹，有力地说明了优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张先生指出：“中国优伶在历史上有着光荣的传统和特殊的精神，具体表现在直谏无隐、假托说笑话、演戏剧等方式来规戒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这对广大人民是很有利的，我们今天应该重新估量优伶们的价值和所起的作用。”[10](P128-129)他还进一步追溯了优伶的光荣传统与特殊精神的来源： 历史中所记载优伶们所表现卓越而成功的事实不是偶然取得的，而是继承了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而加以发挥充实的结果。这种传统从《诗》三百篇便已有了。本来“诗”与“乐”在古代是不可分离的，而优伶又是古之乐工，所以三百篇“主文谲谏”的作风全盘为优伶们所保存了。……《礼记·经解篇》引孔子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是指讽刺者的态度，“敦厚”是指讽刺者的居心。有了不刻薄的居心和极其委婉的言辞、恳切的态度，自然可以感到人，然后所进忠规才能发生效力。……这种优良的传统精神，在知识分子群中不可多见，却为优伶们所继承了，值得我们十分重视。[10](P135-136) 张先生把地位低贱的优伶视为知识分子，把优伶通过演戏、敢于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当作知识分子的优长，⑥还指出优伶的优良传统源于《诗》教，他对优伶的评价是很高的。赞扬优伶，实际上是在歌颂劳动人民、抨击统治阶级，他的人民立场由此凸显。 第三，为探索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变化轨迹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从张先生的著述计划来看，他曾有撰述《中华人民文化史》的设想，《分析·序目》中说道： 近年来我很想运用新的观点，撰述一部较有分量的《中华人民文化史》，完全摆脱过去编写文化史的体例和内容，把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区别开来，加以总结和分析，这自然是一件有意义而又极艰巨的工作。虽尝有此设想，不免有些畏难。从去年写完《劳动人民祖先的集体创造》初稿以后，稍稍提高了信心，鼓起了勇气，便开始总结封建社会的情况。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时间比较长，举凡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为巩固统治而创立的制度，以及反映奢侈豪华生活享受的礼仪器物，都莫不与文化有关，有些并直接成为了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反过来，一切受压迫人民的痛苦，也是值得总结的。他如封建社会的教育、文献，更是文化的重要内容，逐类推求加以整理从而把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区处条理，使之系统化，因名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13](P72) 由上述这段文字来看，张先生设想的《中华人民文化史》，体例和内容与一般的文化史不同，它“把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区别开来”，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文中所说的《劳动人民祖先的集体创造》指的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一书，它专门论述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分析》一书，既讲统治阶级，又讲劳动人民，这两部著作应当都是张先生计划编写的《中华人民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这两部著作的重要内容都被吸收到《中华人民通史》一书中，⑦于是张先生放弃了该计划。 从具体的学术观点来看，由《分析》一书也可以看出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变化。比如，他在1956年时，认为夏、商同为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14](P185)《分析》一书，没有提及夏代，主张商代是奴隶社会的开端，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开端；他晚年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划分又有所变化，《中华人民通史》一书，将我国“约一百七十万年前——公元前廿一世纪”的社会称为原始社会，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视为奴隶社会，秦至清视为封建社会。[15](P436-438)又如，对“文献”一词的认识，张先生早年曾把历史文物当作历史文献来看待，《分析》第六部分“封建社会的文献”中就有“统治阶级对文物的破坏”一目，讲述统治阶级破坏铜器、碑刻、书画等历史文物的事实。张先生在后来所著的《中国文献学》一书中，反对把历史文物称为历史文献：“‘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16](P3) 至于《分析》未刊的原因，笔者推测，《分析》是张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尝试之作，出于“良工不示人以朴”的考虑，他不欲急于付刊。后来，该书的主要内容被张先生其他论著所吸收、运用，书中的部分观点也被他修正，所以该书最终没有刊行于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