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和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许宝蘅清末任职军机处、承宣厅，民国初年又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长期活动于政治中枢，对袁世凯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室让位、民初获取大总统职位的活动均有记载。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许氏身为幕职人员，敬业为公，谨慎忍耐，顾全大局，因而很受袁世凯的信任。民初官场黑暗，许宝蘅始终能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多少与“项城旧人”的特殊身份有关。日记中对袁氏活动的零星记载，除了披露内幕和细节，也可对今人了解鼎革之际政治演化过程有新的启示。
    关 键 词：许宝蘅 《许宝蘅日记》 袁世凯 清末民初
    作者简介：马忠文，复旦大学历史系。

    通常情况下，依靠一种单一史料很难说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日记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一种私密性较强的史料，日记确有其独特之处。虽然琐碎和零散，但不经意间透露出的珍贵历史信息，往往出乎意外，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历史细节。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与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①。日记中对清末发生的诸如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室让位、民初党派斗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载②。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笔者拟对日记中有关袁世凯的活动稍加梳理，意在为学者深入研究袁氏提供线索和素材。可能日记中对袁氏的记录是零星的，侧影式的，显得并不全面，但是，这种漫笔式的记载，却披露了一些内幕和细节，为我们了解辛亥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一、许宝蘅初入军机处
    
    许宝蘅(1875—1961)，字季湘，号巢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撰写的履历写道：“由附生应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中式第七十八名举人。二十九年五月报捐内阁中书，蒙前任陕甘总督崧保荐经济特科，闰五月保和殿召试，钦取一等第三十名。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蒙钦派大臣验看，奉旨著照例分发行走，钦此。即日到阁。八月初八日奉学部咨调派学制调查局行走，二十二日奉巡警部奏调派充外城巡警总厅卫生处办事委员，九月十七日奉派署六品警官，十月初一日派充太庙孟冬时享稽查官。”③这时，他还是一位并不起眼的小京官。但是，一年后许宝蘅便考取了军机章京。
    丁未年(1907)是清季重要的一个年份。这年夏秋之际爆发了丁未政潮，军机大臣瞿鸿机与四川总督(后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在与庆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激烈较量中失败，最终二人均被罢官。七月，慈禧谕令大学士、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调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政局暂时得以稳定。许宝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学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的。许日记丁未年对他的几次考试也有记载：
    九月廿五日(10月31日)八时到学部，考选军机，题为“贾谊陆贽论”，限四刻交卷，写白折一开两行，一时归。
    十月十五日(11月20日)考军机章京，六时起，入东华门至宪政编查馆，同考者凡一百三十人，候至十一时馀，世、鹿、张、袁四大臣均到，始点名散卷，十二时出题，为“辨上下定名志论”，限八刻交卷，余作三百四十字，五刻交卷出。
    十月廿日(11月25日)知军机已取定七十人，二十三日复试。
    十月廿三日(11月28日)六时半起，八时到宪政馆，十时半军机大臣世、鹿两中堂、袁尚书到，点名散卷，十一时出题，题为“敏事慎言论”，三刻交卷，写一开二行时交卷者已十馀人矣。
    十月廿五日(11月30日)知军机复试案发，余列第一，共取五十一人。④
    这次考选军机章京总计有130人，许宝蘅经过几次考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十一月初十日(12月14日)正式入直，并在领班章京的带领下，与其他新章京一起谒见庆邸(奕劻)、醇邸(载沣)、世中堂(世续)、张中堂(之洞)、鹿协揆(传霖)、袁宫保(世凯)等全体军机大臣，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第一次见到张之洞。
    许宝蘅顺利考取军机章京除了文笔方面的绝对优势，可能与大学士张之洞的激赏有直接关系。仁和许氏本为江浙大族，世代簪缨，百年间科举蝉联，出现了像许乃钊、许乃谷、许庚身等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家族背景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许宝蘅的父亲许之琎，长期在湖北做官，曾署汉阳、东湖知县，光绪十七年因处置宜昌教案得当，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⑤，许宝蘅之二兄宝芬也得以入张氏幕府。丁未八月张之洞抵京参政，许氏兄弟俱在京。这一时期张氏的幕僚吴菊农(敬修)、梁敦彦、张望杞(曾畴)、陈仁先(曾寿)、高泽畬(凌霨)、许同莘、杨仪曾(熊祥)与许氏兄弟更是往还密切，他们向张之洞的推介可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宣统元年(1909)四月，许宝蘅因母亲去世而丁忧，暂时离开军机处。同年八月，张之洞逝世。许氏在八月二十二日(10月5日)日记中写道：
    寄云(按，即许宝芬，字寄云)往张相宅，余拟明日往吊。余于南皮颇无缘，在鄂多年未尝一谒，中间在江宁、在京皆未谒见，洎至南皮入都亦仅照例投刺，至前年考军机时南皮见余卷大赏识，谓人曰“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及至传到班后，仅于直庐中旅见，未曾私谒。前奉母讳后，南皮与司直(王孝绳，号司直，王仁堪之子)谈及余，又大赞美，并谓“当其到班时，人皆以项城赏识，认为项城私人，实不知乃我所取”，又谓“所作极得体要，小军机向以浙人为著，岂其有秘授耶？”因电召寄云及余欲以铁路事相委，而余自汉北来，初在百日假内，继因左楼(许宝蘅夫人刘氏，号左楼)病以至于殁，迄未出门，今余事已毕，而公又骑箕去矣，虽未受其恩惠，实有知己之感。⑥
    许氏的这段道白意在说明张之洞对他的青睐，完全是对其才干的赏识，同时也透露出袁世凯对他非同一般的信任，否则张不会有“项城私人”一说。窥其原因，或因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章京复试时，张之洞没有参加，许宝蘅再获第一，与袁氏赞赏相关。至少，许宝蘅文笔优长，不止让张欣赏不已，袁世凯也很看重。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8月8日)，袁世凯曾交给许氏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宪法纲要说帖稿嘱改”。当时立宪问题成为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问题，袁世凯将说帖交由许宝蘅修改，说明他对这位秘书的高度认可。许宝蘅根据项城原稿，将首段略加删改。他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段文字：
    方今天下大势，弱肉强食。对于国外则有强权而无公理，对于国内则尚立宪而绌专制。专制之国，君民分隔，故力散而势弱；立宪之国，上下一心，故力聚而势强。盖立宪政体处常则君民共守其法制，处变则君民共任其艰难，至其要义所在，惟使人民与闻政事。既许人民与闻政事，则凡有政事之内容，无不明白透彻，自无疑虑，即可使之担负责任。我国今日外则列强环伺，狡焉思逞，内则民气嚣张，匪党构煽，尤非此不足弥患而御侮，惟人民与闻政事，亦不可不立范围，此议院之制所由起也。议院法规必须详密，权限必须分明，始能有利而无害。东西各国如英、法、德、日无论已，即专恣一如俄罗斯，顽固如土耳其，如波斯，近皆迫于外患，亦先后颁宪法、设议院。可见处今之世，如欲保其疆土，全其种类，诚舍立宪别无善策，然非设立议院亦无从实行立宪。我之宣布立宪已历两年，而应行事项尚未实行，近日中外之请开国会者责言日至，不知议院由宪法而生，非宪法由议院而出。开设议院年限固宜预定，而所有应筹备各事，尤当先期举办，以立完全宪法之本。倘或不慎，势成燎原，再图补救之方，而所损已多矣。盖宪法本有钦定、民定之别，定自上而朝廷主持其势顺，定自下而人民迫胁其势逆，逆顺之别即治乱之机，尤不可不慎者也。⑦
    这段文字是袁世凯说帖提纲挈领的概括性文字，整篇文字紧凑清晰，说理透彻，措辞平实。七月十八日(8月14日)该说帖并“九年之内应办各事年表”一同递上。可惜笔者未能查到该说帖原文，而清廷于八月初一日(8月27日)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⑧，似与该说帖有关。大约许氏也视为得意文字，故全文抄录在日记中。
    日记中还有一条重要而有趣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7月28日)记：“入直，万寿期，内外省折件或先期赶到或后期到，故班上无事，各部院亦仅以例事入奏，八时三刻即退直，见二班交班条云：袁堂令查检二十四年两广总督送来查得康有为等书件，南皮令检二十六年湖北办唐才常等折件，不知何意。”⑨在立宪活动紧锣密鼓之际，袁、张令军机章京检查康案和唐常才案的旧档，原因何在，许宝蘅当时就存疑问，今人当然更是难知其详了。这有待于将来其他文献的发现或可解开这个不解之谜。
    二、辛亥前后的宫廷见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在两宫丧仪与宣统皇帝登基仪式结束后，于十一月廿六日(12月19日)对朝中重臣大加封赏，庆王奕劻以亲王世袭，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张之洞、袁世凯加太子太保，以示优遇。但是，十多天后，刚刚得到封赏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便被载沣罢黜。许宝蘅是当时的见证人。他在日记中对前后几天的中枢活动有所记载：
    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一，那相(即那桐)入军机。一，澍贝勒(载澍)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十一时散归。
    十二月十二日(1月3日)入直，崧生侍郎署外务部尚书，那相到军机处，庆邸仍未入直，十一时散归。
    十六日(1月7日)入直，庆邸自初十请假，今日始入，十二时散。⑩
    十二月十一日这天，载沣先是召见军机大臣，然后又单独召见世续、张之洞，讨论的应该是处置袁世凯之事(11)。奕劻自十二月初十日开始请假，这天没有入直。载沣等满洲权贵猜忌袁世凯由来已久，他选择十一日奕劻请假这天作出决断，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奕劻发生争执，也许奕劻得知消息，有意回避。直到十六日庆王才销假入直，他对袁的处置肯定不满意。许宝蘅日记中对此事没有任何评论，只是准确记下了当时的情节，可与其他材料互证。
    袁世凯离京后，许宝蘅也因丁忧在家。经过官制改革，军机处改成内阁承宣厅，宣统三年辛亥六月许氏服满后，乃改任承宣厅行走，其实仍是当年军机章京的角色。同年六月廿五日(7月20日)许宝蘅再次入内当差时，感慨万千。他在日记写道：
    三时半起，晚饭入直，到东华门下车，步行至西苑门内直房中，与阁丞、厅长……相见，进谒庆邸、那相(即那桐)、徐相(即徐世昌)。忆前入直时，光绪戊申春间及九月后皆在西苑，至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连遭大丧，即日移入大内，后遂不复至此。是日九钟时，余恭缮太皇太后懿旨一道，世、张、鹿、袁四公环立案前，尚剩十数字未就，忽内监传召王大臣速入见，心惊手颤，几不卒书。缮就，王大臣捧以入宫。俄顷传慈驭上仙矣，至今追思犹为惕惕。当时六堂，今仅庆邸一人，张文襄、鹿文端相继逝世，世相调任，袁宫保放归，诸公于余皆有知遇之雅，又不胜室迩人遐之感。(12)
    这段记述颇见许宝蘅对于时局的担忧，以及对张、袁见赏仍怀感激之恩的心情。
    不久，辛亥革命发生，朝局发生重大变化。八月，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回天无力的载沣不得不听从奕劻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在籍“养疴”的袁世凯，希望他重振精神，为清廷收拾危局。依旧在中枢服务的许宝蘅再次获得了随袁世凯办事的机会，从而又一次见证了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
    八月廿三日(10月14日)载沣到仪鸾殿向隆裕太后请旨两次，终于任命袁项城为鄂督，岑西林(春煊)为川督，这是满洲权贵面临危机被迫作出的决定。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屡次以生病为由坚辞，直到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上折请辞去责任内阁总理、协理职务，同时“泽公(载泽)、洵贝勒(载洵)、伦贝子(溥伦)、肃亲王(善耆)同折辞职，邹子东(嘉来)、唐春卿(景崇)、绍英、吴蔚如(郁生)四大臣同折辞职”，结果均奉上谕允准，并“命袁项城为总理大臣，俟到京后组织内阁，未到以前，暂仍由现在国务大臣办事。涛贝勒亦辞军谘大臣，命以荫午楼(荫昌)代之。”(13)十八日(11月8日)资政院昨日依照宪法信条公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这时，袁氏已暂时达到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乃电奏二日内起程入京。九月廿三日(11月13日)袁氏到京，次日入宫召对良久，开始正式担负起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此后，袁世凯的举措见诸于不少文献，兹不引述，但是，诸如迁移办公地点，以及改变摄政王处理政务的程序等细节，则非常珍贵地反映在许宝蘅日记中。可以看看许氏对这些细节的记载：
    九月廿七日(11月17日)四时到法制院，因项城意欲将法制院屋改为总理大臣公所，将来拟于此处办事。
    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早饭后入东华门到景运门直庐。袁相奏定入对奏事停止事项，自明日起改在内阁公署办事，即以法制院改为公署，法制院迁于北池子。十一时散，到承宣厅，一时到公署，布置一切，至六时归。(14)
    既然袁世凯已经成为资政院通过的内阁总理大臣，其办公场所自然不能仍在宫中，所以他必须另择“公所”(也称公署)，将原来的法制院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并宣布从十月初二日停止“入对奏事”。这简单的几笔，并非小事，它从决策程序的层面预示着封建帝王专制的终结。
    此前一直由摄政王代表宣统皇帝处理政务。有关程序，许宝蘅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12月14日)有详细记述：
    今日摄政王在养心殿办事，召见军机如前制。按，养心殿为先皇帝平日居处之所，由内右门入，街西为遵义门与月华门相对，门内为养心门，中为养心殿。余随堂官入遵义门，门下南向小屋奏事处宫监所居，堂官于此听起，见起后缮旨上述，如旧制。(15)但是，时隔三年，情况彻底改变了。辛亥年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许氏写道：
    六时二刻黎明到公署，七时总理至，办事，拟旨三道，九时偕顺臣送进呈事件匣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监国钤章发下，领回公署，分别发交。午饭后一时与阁丞、厅长同阅各折件，拟旨记档，至四时半方毕，五时晚饭，散归。(16)
    这天袁世凯到了总理公所办公。先由他拟旨，由许宝蘅等人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载沣钤印，领回公署，分别发交。摄政王只是履行钤印的程序。袁世凯任总理的责任内阁制在这一天以新的形式得以实施。许的记载也很别致，初二日记中还称袁为“袁相”，初三日便改称为“总理”，似乎他也意识到了前后的差异。
    身为总理公署的秘书，在稍后的日记中，许宝蘅对袁世凯的踪迹和内廷动态均有记述：
    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六时起，七时到署，九时半随项城入内，十一时回署。
    十月十六日(12月6日)午饭后到公署，知监国避位，已奉太后懿旨仍以醇亲王就第。回首三年，不胜凄感。晚饭后拟旨数道，又预备明日请旨派全权大臣与南军协议，又商酌以后谕旨用宝等事，至十二时后始散。
    十月十七日(12月7日)七时三刻起，早饭后九时到公署。项城入对于养心殿，奉太后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奏对历一钟馀。资政院前奏剪发、改历两案，今日降旨：凡我臣民皆准其自由剪发，改历事着内阁妥速筹办。又奉旨项城为全权大臣，委托唐少川(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范孙(修)、杨杏城(士琦)参予讨论，又委托各省人每省一人讨论各省事宜，定于下午五钟在署会议，四时散归。此时各界要求清室退位，实行共和制度的呼声日盛，一些新军将领也通电拥护共和。清王朝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十一月初九日(12月28日)隆裕太后召集王公贵族及国务大臣商议皇帝退位之事。许宝蘅记录了隆裕的言论，可见这位鲜才寡能而又命运多舛的满洲妇人的窘境：
    本日皇太后御养心殿，先召见庆王等，旋召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皇太后谕：“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诸大臣亦哭，又谕：“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诸大臣退出拟旨进呈，诸王公又斟酌改易数语，诸王公复入对一次，退出后，诸大臣向诸王公言及现在不名一钱，诸王公默然，候旨发下后各散。(17)
    十一月十四日(1912年1月2日)又记：
    五时半起，早饭后到公署，拟稿数件。总理入对，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太后谕：“可令其回京，有事由你直接办。”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奏对一钟馀方出，十二时后事毕，散。(18)
    可以看到，自摄政王载沣避位回藩，清朝的江山社稷已经无人过问了，像奕劻这样当初卖官鬻爵大发横财的懿亲，现在也退避三舍，摆出事不关己的态度，难怪隆裕不禁对庆王大加责备。为了争取有利的议和条件，清廷不得不孤注一掷，除了号召亲贵毁家纾难、筹集军费外，又对袁世凯大加拉拢。十二月初七日(1912年1月25日)隆裕召见醇王载沣，令其到总理公署宣懿旨，赐封袁世凯一等侯爵。袁力辞不受。几经商议，以优待清室条件换取清帝退位的协议终于达成。十二月十五日(2月2日)隆裕召见国务大臣，商酌优礼皇室条件，据许日记，“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19)于是，袁世凯乃电告伍廷芳。十天后，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依靠政治手腕，一方面待价而沽，向清廷索要大权；一方面凭借手中的北洋武力镇压革命党人，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清室退位，并获得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从许宝蘅日记看，当时载沣、奕劻等懿亲纷纷逃避，大厦将倾，清廷已无人当家，局面已无可收拾。袁世凯因势利导，最终获取了最大的政治收益，这与他崇尚功利的个性追求是完全吻合的。袁本人的心态似乎也很复杂，许宝蘅日记有所反映。日记写道：
    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蘖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
    十二月廿七日(2月14日)八时到公署，见项城，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20)
    许宝蘅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除了从天意的角度解释清亡的原因，还从避免流血冲突、保护两宫安全、为人民减少灾难的角度正面评价清帝退位的意义。从二人的对话看，袁世凯对此极表赞同。但是，让袁世凯最为窃喜的恐怕还是已经到手的最高统治权力，一切都来得那么迅速，就连他本人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这样的感叹可以有多种诠释。在笔者看来，这未见得就是袁氏虚伪的表示，更多的则是他心虚不安的真情流露。在当时局势瞬间万变的时刻，心力疲惫的袁总理向一位比较亲近的随从偶尔流露一丝复杂的心绪，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三、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局
    
    政权更迭之际总是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身为秘书，许宝蘅记录了许多中枢活动的内容。这些点滴的记载，将民国初建后大总统决策制度、文秘制度的建立情况，大致描绘出来。日记中写道：
    辛亥十二月廿九日(1912年2月16日)早饭后到公署。璧臣(华世奎，字璧臣)告余项城命厅员及各参议员皆移至外务部署内办公，留余在原处传话接洽，大约须俟移动后再实行。昨日南京参议院有电来，昨日三钟公举项城为大总统，请其赴宁任事，项城复黎元洪电告以北方不能轻动。
    壬子正月初三日(2月20日)十一时到公署，知项城派余为内政秘书，承宣厅同人移在南院办事，公署将为总统私第。
    正月初四日(2月21日)七时起，到秘书室晤同人阮斗瞻(忠枢)、金伯平(文山)、吴向之(廷燮)、闵保之(尔昌)、沈吕生(祖宽)、余东屏(建侯)诸人，又晤临时筹备处同人，筹备处设在外务部西侧，内分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各股。项城嘱余与承宣厅诸人接洽办事，四时先散。(21)
    可见，在许宝蘅的协助下，新旧交替才得以完成，总统府的秘书班子才得以建立。许宝蘅还亲自见证了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发生的军队哗变事件：
    七时起，早饭后到厅，到秘书室，午饭后到行，五时仍回秘书室。八时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旋报称该兵队有退向齐化门者，又有投西去者，又有投南去者，声言决不伤及总统，盖志在抢掠也。枪声稍远，侍总统回至办公室，知照各路侦探，旋见东安门一带火起，灯市口一带继之，东北、东南两面相继焚烧，探报变兵大肆抢掠；又报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又报第三镇九标一营赴帅府园保护曹仲山统制。二、三两营拟出营救火，请总统命令，余谓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遂止其出营。又报东四牌楼一带无处不抢，又执法处报西城尚安靖，本府卫兵亦有离伍出抢者。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乌金吾报已调消防队救火，枪声渐少，至四时倦极，在椅上躺睡。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起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
    关于此次兵变，传统说法认为是袁氏为拒绝到南京任职大总统而幕后策划的，但从许氏的记载看，这种说法值得重新讨论(22)。
    稍后，国务院初组，许宝蘅又受唐绍仪之邀兼任国务院秘书，一时间在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疲于奔命，履行着艰巨的幕职工作。袁世凯先后与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等总理发生矛盾，他的工作更显得艰难而无所适从。五月，院、府的秘书工作归于正常，许宝蘅萌发退意。五月十七日(7月1日)许氏递总统书，请退出承宣厅，奉批“勉为其难”，不允(23)。同时，许又上书总理陆征祥，请求辞去国务院秘书之职。五月廿一日(7月5日)他再见袁世凯，略陈乞退之意，“总统仍以忍耐为嘱”(24)。时许氏聘德清俞陛云之女为继室夫人，请同僚阮忠枢向袁代陈，要求请假，仍未允准，直到八月二十五日才准请假一星期完婚。这件小事也可见袁世凯对许宝蘅的信任与依赖。本来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字乾若)推荐许宝蘅为铨叙局局长，“总统、总理始均认可，惟以秘书厅无熟手为虑，继又有他人欲得之，故迟迟未发”，直到九月初八日(10月17日)才正式任命(25)。
    许宝蘅日记对于民初政府机构及官衙转迁及袁世凯的生活起居情况的反映，为其他文献所无，也非局内人所能知晓和了解者。日记写道：
    二月三十日(1913年4月6日)星期。今日总统移居西苑，国务院亦移至集灵囿。此地原连属于西苑，醇王摄政时就此建府，自宣统初元兴工，三年未落成而清亡矣，土木之工极为奢侈，当时物力艰难，虽不爱惜，可为感叹！今国务院迁此，修其未竣之工及装饰铺陈，又须耗费无算，窃为不然。且房屋二三百间，分为三所，并不能合公署之用，西园为秘书厅，厅后为国务会议之所，东所及中所为总理住室及十部办公室，并无馀地可置各局，故本局暂时不能迁往。(26)
    许氏对袁世凯迁居西苑没有异议，对国务院迁至集灵囿颇有微词，以为又将耗费国帑，且并不能满足全院之用。日记又记：
    三月初五日(1913年4月11日)入西苑门，昔年辨色入朝，经行旧地，不胜感叹。军机直庐现为卫兵住所，所划数间为接待室，坐船至宝光门下，到秘书厅，即仪鸾殿，现改为怀仁堂，正室为总统治事，东为秘书厅，西为军事处。
    四月初十日(5月15日)一时到西苑，总统已移至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偕书衡(王式通，字书衡)至春耦斋游览，四时到局，六时归。(27)
    这是袁世凯作为民国总统入主西苑(今中南海)的相关记载。他将慈禧居住的仪鸾殿改称怀仁堂，作为办公地点；一月后又移住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此后，中南海一直是民国政要居住和办公的场所。许宝蘅还记录了民国时期元旦总统接受官员“觐贺”和政府公宴的场面：
    十二月初六日(1914年1月1日)八时起。挹珊(史久望)来，与治香(傅岳棻)同到西苑觐贺，总统在怀仁堂受贺，余等入西苑门坐拖床到宝光门，在东配房候齐。第一班，国务员、大理院长、政治会议议长；第二班，本府属官；第三班，各国公使；第四班，皇室代表；第五班，天主教主教；第六班，院属厅局及各部属官。余等十一时行礼。又偕仲膺(夏寿田)、治香、挹珊谒黎副总统于瀛台。十二时到国务院谒总理。
    十二月十二日(1914年1月7日)十二时赴西苑公宴，在怀仁堂外，总统居中，左黎宋卿(黎元洪)，右熊秉三(熊希龄)，皆南面专席，政治会议议长、副议长、皇族伦贝子、润贝勒、侗将军、章嘉呼图克图、国务员侍坐，各部次长、各局长、政治会议委员、各蒙古王公、喇嘛均北面，共二十七席，二时散。
    十一月十六日(1915年1月1日)六时半起。访杨仲桓，同诣西苑门，坐冰床诣怀仁堂，觐贺大总统，遇各衙门熟人，握手相贺，十时礼毕。又诣瀛台贺副总统，散出，沿堤出西苑门，此道乃昔年常经之处，今已桥阑坍毁，道路荒秽矣。(28)
    1915年的10月10日是国庆日，“定例总统今日阅兵、宴会”，但是，复辟帝制的舆论喧嚣尘上，政局微妙，故均停止举行。经过杨度、杨士琦等筹安会诸君子的精心策划，在日本的支持下，袁世凯宣布称帝。1916年1月1日怀仁堂上演了“中华帝国”的臣僚觐见“洪宪皇帝”的一幕。许宝蘅记云：
    八时起。九时半到新华门乘汽车、洋车到宝光门，诣怀仁堂，诸特任简任官齐集，十时半今上出，立怀仁堂阶上，众行三鞠躬礼，班散，今上御宝座，清室代表贝勒溥润先进见，次章嘉呼图克图，次天主教主教，今上均起座行礼，十一时毕。(29)
    日记中的“今上”即袁世凯。与前清在紫禁城内行叩拜礼不同，官员们只需在怀仁堂行三鞠躬礼而已。“今上”又对清室代表、蒙古地区宗教人士和天主教主教的行礼“起座行礼”，这些比起清王朝的封建礼制，已大为进化，含有了西方文明的因素。然而，帝制毕竟还是帝制。许宝蘅虽对袁称帝无甚评论，但这年(丙辰)日记开篇题“洪宪元年”四字，表明他对此并无成见(30)。
    但是，袁氏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很快遭到各界的声讨，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二月十九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不得不命令取消帝制，将推戴书退还参政院，并召集参政院开临时会。次日命将洪宪年号废止。在反袁的浪潮中，许宝蘅也开始对“元首”有委婉的批评。日记云：
    廿八日(3月31日)二时到部。阅袁子久家书，议论颇切实。
    廿九日(4月1日)阅袁子久保龄家书，诫元首语曰：“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又曰：“凡欲集大事者，当时时在人情物理上揣摩著想，勿任我一己之意见，恃我一己之权力，则攸往咸宜矣。”又曰：“专靠才智做事而不济之以学问，自古及今未有不败者。”均极切至，时元首方驻高丽也。……十二时后归。阅袁笃臣保庆《自乂琐言》。
    三十日(4月2日)星期。夜阅袁子久书札。(31)许宝蘅并没有直接批评袁世凯，而是借用袁保龄训诫世凯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非常符合传统士大夫为尊者讳的伦理修养。五月初六日(6月6日)袁世凯病死，他才于日记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不过，仔细品味，也难以看出批评的意味：
    十二时闻项城薨逝，迎黄陂(按，指黎元洪)代理。项城生平怀抱极阔，大欲建功立名，果敢坚强，乘时际会，当国五年，訾毁者虽多，要非群材所能比拟也。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其果然耶？国事如何，黝冥莫测，不独为逝者哀，实可为斯民痛也。午后到部，与诸友谈，不愿治事，六时即散归。(32)
    此后一个月，他多次入新华门，到怀仁堂致祭。无论是常祭，官员公祭，还是大祭礼，他都准时参加，直到五月二十八日(6月28日)袁氏举殡。可见，许宝蘅对袁世凯始终怀着敬畏和景仰的心态。这与孙中山逝世后许氏的评说可做一对比。1925年3月19日许氏日记：
    昨得内务部知会，孙中山灵柩今日由协和医院移殡社稷坛，各官署长官均往送，余派渤鹏代往，拟作挽联，殊难措辞。……作中山挽联云：“生有自来，百世万年兹论定；没而犹视，九州四海庶澄清。”余常谓中山为人强忍，非常流所及，生于同治乙丑，正甲子克复金陵之后，与秦始混一而胡亥生、曹魏初兴而司马显、唐文皇继立而武才人在宫无异，以轮回之说推之，或为洪、杨之转世，其生必有自来，否则以一匹夫而享大名，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33)
    在今天看来，以轮回转世之说解释孙中山的际遇与功业不免有荒诞之嫌。许宝蘅以洪杨转世喻之，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他对孙“以一匹夫而享大名”多少有些不理解，只能推说“其生必有自来”。这些评论很难视为一种正式的历史评价。不过，结语所谓“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最有味道，值得治史者仔细玩味，大概其心中难免有以旧主袁世凯作参照的意味。许宝蘅终究是旧式文人，思想保守，后参与丁巳复辟，又追随溥仪到了伪满(34)。其遗老情结如此之深，对孙中山略有微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语
    
    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许宝蘅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至少在新旧权力交替过程中，他敬业为公，谨慎忍耐，顾全大局，颇受袁世凯的信任。所以，民初前两年许氏的处境还算顺利。但是，随着北洋班底对新权力的完全掌控，像许宝蘅这样原本与袁并无渊源的官员便逐步被边缘化了。1913年新任总理熊希龄免去许氏的铨叙局长，另行任命夏寿田就是典型的例子(35)。到了1914年，许宝蘅只能屈居内务部考绩司司长的职务，对此，他也并不在意。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民国元年官职，裁去考绩司，许氏只得辞职。1918年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钱能训(为许宝蘅族姑丈)为国务总理，经其提携，许氏再次出任总统府秘书，不久复任铨叙局局长，次年署理内务部次长。1920年，又调任国务院参议，基本上赋闲了。在民初黑暗的北京官场中，许宝蘅始终能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多少源于他长期服务中枢的资历，特别是“项城旧人”的身份(36)，这大概是他始终敬重袁世凯的主要原因。
    本文承许恪儒先生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全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关于许宝蘅对光绪和慈禧去世前后情况的记载，参见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③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12页，注释1。
    ④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150、153、154、155页。
    ⑤《张之洞全集》第8册中有关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的电报中，提到的“许令”，即许之琎，时署理汉阳知县。见该书，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93－98页。
    ⑥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63页。引文中人名字号乃引者所加并括注，下同。
    ⑦⑨⑩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96、193、228－229页。
    ⑧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68页。
    (11)1944年许宝蘅七十岁时撰写的自订年谱中“光绪三十四年”条下写道：“十二月□日，监国摄政王召见军机大臣，临时止袁项城不入，良久，庆邸与鹿、世、张三公下，出监国蓝笔谕旨稿，命袁开缺，回籍养疴。袁骤然色变，遂退出。”显然，这些说法与当年日记所记不符，应属于记忆失误。见《夬庐居士年谱》，《许宝蘅日记》第5册，附录三，第2077－2078页。
    (12)(13)(14)(15)(16)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53页，第372页，第377、378页，第226、378页。
    (17)(18)(19)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80－381、384页，第387页，第393页。
    (20)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4、395页。
    (21)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5页；第2册，第397－398页。
    (22)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398－399页。北京大学尚小明教授专门撰文研究该问题，参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2011年10月，武汉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册。
    (23)(24)(25)(26)(27)(28)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14页，第414页，第434页，第423页，第435、440页，第476、477、516页。
    (29)(31)(32)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1－562、573、582页。
    (30)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6页，注释1。
    (3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
    (34)参见马忠文：《许宝蘅与溥仪》，《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
    (35)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58页。
    (36)许氏在1925年3月19日记道：“晤众异(梁鸿志，字众异)，谓前数日有人谋铨局，合肥(按，指段祺瑞)谓许某乃项城旧人，不愿更动。鸡肋之味，尚有觊觎者，可叹！可叹！”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