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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通史之旨趣及其与专史之关系 金毓黻论及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趋势时曾指出:“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具体表现为通史、专史的研究与撰述。“至近人之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①不难看出,金毓黻是将通史撰述作为最近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来看待的。关于通史,他指出:“何者为通史,即普通史之谓;”“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其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之谓通史。”②有关通史的这种认识,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意思,一是通史撰述的范围与方法,二是通史在“通”方面的要求。在金毓黻看来,通史应概括地记述古今全部史实,贵在简要有序而不必详尽周全。同时应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中揭示历史发展进程。在时间上贯穿古今,反映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变化,在空间上,展现各种现象之相互关联,体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这种通史,正如钱穆所说,当“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③。这是中西史学会通后所形成的新型通史观,也反映了20世纪前期中国通史编纂的特点。周予同论及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时曾指出:“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最显著的例,如《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曾撰《通史》四百八十卷,从三皇到梁代(《史通·六家》篇说六百二十卷)。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④这是从撰述形式上对中国固有的通史与西方输入之通史予以区分,认为前者重视纵通,而后者关注横通。若从实质上考察,这两种通史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一则强调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以“通古今之变”为指归,一则重视共时性的空间之纬,其内容为一般性的、综合概括性的,以区别于记载某一方面、某一地区的专史⑤。20世纪前期所撰之中国通史著作多为这两种类型的通史的糅合,一方面将西方传入的进化史观与“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相结合,力图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将与国家、社会、人群有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学术、民族、风俗等内容纳入其中,加以融会贯通,概括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新史家认为,历史应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求得其公理公例,以激励国民的爱国心。而“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然而中国已有之史多“知有一局部之史,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难以满足新史学的要求⑥。学者遂采用西方“通史”的编纂方法以改造中国固有之通史,也就是金毓黻所说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如被誉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之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不用旧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体,而用近世西洋写历史课本的体裁”⑦,一方面对“古今世变”“洞若观火”,另一方面着眼于宗教,也未忘记政制的重要性,对中国民族的发展也给予很大的注意⑧。金毓黻有关通史的定义与认识则是对这种新型中国通史的理论概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403、406页。 ②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06页。 ③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下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3页。 ④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 ⑤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⑥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⑦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⑧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