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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倡导通史撰述的章学诚曾指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①章氏此论深为致力于探索“通史新义”的何炳松赞赏。在何炳松看来,章学诚不仅深刻地阐述了通史之旨趣,而且为通史下了一明确的定义。他指出:“章氏此地所表示的观念纯粹是我们现在中外史学界共同努力而又还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寥寥几句话竟把通史这个观念全部活现在纸上了。”②“通史定义之分明至此,又何以加焉?”③金毓黻则不赞成何氏之说,指出:“夫通史之可贵,不仅详人所略,异人所同,重人所轻,忽人所谨而已。又当略人所详,同人所异,轻人所重,谨人所忽,不在事迹之详备,而在脉络之贯通,不在事事求其分析,而在大体求其综合,所谓成一家之言,故非必要,而通古今之变,则为必具之要义。与其谓为通史,不如径称为普通史,普通亦义同普遍,即含有概括叙述之意,其造端虽大,其措辞则简,不必高语《史记》、《通志》,以马、郑诸氏为师,一人闭户而可殚,假以数年之岁月而可成,此即现代之所谓通史也。”④在这里,金毓黻明确提出现代通史的关键,不在于记述详备与成一家之言,而在综合、简要地反映历史发展脉络,通古今之变则是其精髓,从而说明何氏所谓的“通史定义”难以符合现代通史之实际。从这种认识出发,金毓黻对章学诚竭力表彰的郑樵《通志》颇不以为然,他指出,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称得上是通史,《通志》与梁武帝时所纂之《通史》一样,不过是总辑之史而已。“《通史》之名,起于会通诸史,亦总辑而为一书之义,与今世之所谓‘通史’,其名虽同,其实异矣。”⑤仿《通史》而作的《通志》“所谓通者,不过通诸断代史而为一书,而去其重复抵牾者耳。语其繁重,亦与断代史等。故吾尝称《通志》为总辑之史,未尝以通史许之也。”⑥金毓黻认为,《通史》、《通志》与《史记》之区别在于,《史记》能“通古今之变”而它们则否。他指出:“刘知幾以《史记》为‘六家’之一,《史记》通上古迄汉武而为一书,不以某一朝代为限,实梁武《通史》之所自昉也。然《史记》具有剪裁,不似《通史》之钞撮前史以前(为)一书,《通志》之病,正同《通史》,此非通史之极则也。”⑦至于《通鉴》,金毓黻认为其难能可贵者,“尤在贯穿古今事迹而为一编,凡梁武、郑樵所逊谢而不能为者,而光则绰绰然有余裕矣。”针对学者以《通鉴》为政治史之说,他指出,《通鉴》并非只记载政治史,胡三省曾说司马光作《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然则谓《通鉴》一书,属于政治一类者,亦非深符名实之论矣。”这是说,《通鉴》不仅通古今之变,而且将古今史实之全部纳入其中,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金毓黻进一步指出,在理想的现代通史未产生之前,《通鉴》仍具参考价值。“近倾学人,亦盛论通史,搉其利病,具体之作,则无闻焉。求其比较精善,供人考览者,仍为《通鉴》一书。”⑧不难看出,金毓黻将《通史》、《通志》视为总辑之史而非通史,是因为其没能做到脉络贯通而综合简要地反映历史发展进程。应该指出的是,金毓黻否定《通史》、《通志》为通史,旨在突显现代通史的特性,但以现代通史观念要求古代通史著作则未必恰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7—408页。 ②《章实斋年谱·何序》,胡适:《章实斋年谱齐白石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③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1930年商务印书馆版,第8页。 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07页。 ⑤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34页。 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06页。 ⑦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38页。 ⑧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6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