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深具史识 编纂好的史料著述,尤其是反映历史发展进程和面貌的史料编年,需有史家之识。因为,只有选取能反映历史发展本质和面貌的史料,才能让史料更好地在史家面前说话,才能为史家主体认识与历史客体相符合提供坚实基础。作为一部成功的清代史学史资料编年,其中透显出编著者诸多史识。 一是以对中国史学史、尤其是清代史学史的卓识为指导统编此书。乔治忠教授是著名的史学史研究专家,出版有《中国史学史》,对中国史学史、尤其是清代史学史有独到和深刻的认识。他说:“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是对历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审视。”①他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划分为八个方面: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文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此书正是以上述思想为指导,来收录、考订和编纂反映清代史学发展各方面内容的史料。如上文所述,此书收录的史料广泛。从如此繁多的史料中“披沙拣金”,必须有对清代史学史及中国史学史的深刻认识。其次,编者对官方史学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在清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有独到见解,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可以抓住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作为考察传统史学发展的主线。以往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也研讨古代历朝官方的修史活动,但这远远不够,还应当给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对等的史学地位,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构成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是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独到特点,是中国史学之所以连续不断、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以此思路予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宏观结构和具体结论都会出现很大的改观,导致学科体系有所更新”②。清代官方史学则是中国官方史学发展的高峰,“中国官方史学发展到清朝时期,达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高峰,清廷在记史和修史组织机构的建设、纂修史书的质量、史学思想及史学方法的探讨等各个方面,均超越了前代,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③。正因编者对清代官方史学的成就和地位有充分的肯定,故书中有近半条目是反映清代官方史学发展或与官方史学发展相关的史料。 二是对史料的考订和评述颇多精识。此书案语考订缜密,且评析确当,精识颇多。如,顺治三年(1646年)的“叶鉁于本年之后撰成《明纪编遗》”条目,案语评论叶氏此书说:“本书专择作者所见之书语焉不详的明代史事,分立标题予以记述,类若纪事本末体。然观其内容,多以归纳法汇集同类事例,而行文中有夹叙夹议,颇多评论且包含爱憎激情。”④编者对叶著及其史学的评述十分精当。如,叶氏在批驳陈眉公“文人之才在善用虚,史官之才在善用实”之论时说:“不知史官亦文人也,文人之才可务虚而不务实乎?史官虽道其实,未尝不于虚处讨论,以辨真伪所由来。大抵秉心贵虚,不虚恐流于偏党;执简贵实,不实恐乱其是非,故文人与史官皆宜贵实。实者诚也、直也,惟诚惟直,则天地且孚焉,岂止后世人心信之哉!”⑤ 叶氏对文人与史官的关系、史文中虚与实的关系、史文之实的见解相当深刻。再如,编者批驳了当代学者方福仁所言“四库全书”馆臣窜改彭孙贻《流寇志》一说,指出:“方氏之说,亦臆想之词耳,清廷自有禁毁、抽毁、删改书籍之公开举措,而纂修‘四库全书’各馆臣各有其责,何暇私自窜改此等杂史耶!盖明末清初,信手传写和改写之书流行于世,甚为混杂。奈何一有不似明遗民口吻者,即归之于清廷窜改乎?清廷若将之窜改,又何不收录于四库而将之打入存目欤?时人治史,每无端怀疑清官方篡改史籍,已成通病。”⑥这段考订与评论,表明编者对明末清初史籍的撰修和清廷对史籍的篡改深有研究,故敢于得出“时人治史,每无端怀疑清官方篡改史籍,已成通病”之要论。 此外,编者的史识还表现在对史家、史事和史书等的选取上。编者没有从狭义上理解史家、史事和史书,而是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来理解对清代史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史事和史书,进而分立条目来搜罗相关的史料。在史家方面,如将与清代史学有密切关系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孙奇逢、阎若璩、姚际恒、胡渭、毛奇龄、惠栋、江永、秦惠田、郝懿行、阮元、江藩、俞正燮、皮锡瑞、孙诒让等立目;在史事方面,对文字狱的实施、“四库全书”的纂修、翰林院的兴废、《天演论》的翻译、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清末学制的改变、《东方杂志》的刊行、清末国学保存会的建立等,均立条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②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③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 ④⑤乔治忠、朱洪斌编著:《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第11页。 ⑥乔治忠、朱洪斌编著:《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第8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