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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关键词】编纂思想;《尚书》的创始意义;《史记》的楷模作用 一、从编纂思想层面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 历史编纂的成就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极其多姿多彩的部分,历代优秀史家所创造的不同体裁和形式的著述,代表了他们考察历史和社会的不同视角,并各具其时代的特点。从《尚书》、《史记》开始,各个时代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即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不可分,以往对此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两种偏颇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传统史学只留给我们一堆史料,认为古代史书编纂形式都是“封建性”的东西。这显然是抹杀中国古代史学遗产宝贵思想价值的错误态度,脱离历史发展条件及环境而苛求于古人,是一种完全抛弃了辩证分析的观点。生活于古代社会的史学家,其思想观点自然要烙上时代的印记,既含有精华,又存有糟粕。今天的新文化是历代学人不断继承前人的思想精华而逐步创造出来的,今天的新史学也是历代史家不断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而逐步创造、演变而来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唯一正确的态度。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更加需要我们自觉地贯彻辩证分析的原则,细心地做区分和剥离的工作,继承和吸收对今天有用的东西,让古人的智慧在当代发扬光大。 第二种偏颇看法是轻视史学史学科的思想价值,认为历史编纂只限于讲体裁、体例,只属于技术层面问题,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创立,历史编纂的每一项改进,都是由历史思想取得新创获而实现的。在史学名著中,史家的每一项成功的处理,都是因他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新发现,而后才在史书结构或叙述范式上采取了新的表述方法,这是编纂思想更加进步、合理严密而带来的成果,是历史学家在哲理上获得新灵感的体现。在历史编纂领域内,探讨历史学家编纂思想的成就是关键的环节,研究其在体裁运用、体例处理上的具体做法,也必须结合其思想上和观点上的创获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及合理的解释。 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从编纂思想这一视角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作为推进历史编纂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编纂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涵:一是史家著史的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马迁之“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司马光之“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二是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并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显的,如司马迁理解中国历史是不断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融合一体,撰写历史应当勇于对当代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见解。三是史家为了达到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精心地、创造性地运用体裁和形式进行体例上的处理。四是史家的编纂主旨与社会环境、时代条件息息相关。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曾言,历史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均须通过史家编纂思想的确定和运用而得以实现。为此,本文尝试围绕“从历史编纂思想层面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这一论题略申己说,期望引起同行的注意并展开讨论。 【作者简介】陈其泰(1939—),男,广东省丰顺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