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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书》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以生动的史实反映了自殷商至西周初年,由“迷信天命”到“以史为鉴”、以民心为鉴、得民心才能“得天命”的巨大认识变化,因而成为中华文化和史学“忧患意识”、“敬命保民”、谴责暴政、诛伐独夫民贼、重视民心向背等重要思想观念的根源。 《尚书》不仅记载了上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且通过一些重要篇章,反映了周初在历史意识上的重大进展,即在“天命观念”这一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重大改变。在殷代,统治者极端迷信上帝、天命,还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一次次的占卜解释为上帝的意志,殷纣王实行暴政,酗酒淫乱,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还迷信“我生不有命在天”?殷朝的灭亡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证明“天命”不可依靠,要靠政治措施得当,人心才能归附,“小邦周”才能打败“大邑商”。因此,以周公为代表,极其重视殷商由强盛到灭亡的教训,总结出“敬天保民”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和政治观的重大进步。《周书》各篇中一再讲以殷朝灭亡为鉴戒,反映出周朝建立政权后,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人物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殷、周的力量对比本来是悬殊的,直至殷亡以后,在西周早期,周仍称殷为“大国殷”、“天邑商”、“大邦殷”,而自称“小国”、“小邦国”。但结果却是殷的灭亡崩溃,周的代之兴起。“这种巨大而鲜明的变化甚至使作为胜利者的周人也感到震惊,因而激发了他们对历史进行反省的自觉。殷曾经强大过,可是现在崩溃了。在此之前,夏曾有过类似的过程。这时周又走到夏和殷早期的位置上,周人对此怎能无所反省呢?他们越是感到夏、殷两代历史变化的无情,也就越想用以史为鉴,以便认识自己所处的境地。”[4](P257)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思考夏、商由盛而衰,直至灭亡的深刻教训,警惕周朝重蹈覆辙,明确总结出“殷鉴”思想。这对中国史学几千年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酒诰》曰:“王(按:指当时摄居王位的周公旦)曰:‘封(即卫侯康叔),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当于水监,当于民监。”今准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此篇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词。《史记·卫康叔世家》曰:“周公旦惧康叔齿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故谓之《酒诰》以命之。”诰词中,强调要总结由商初兴盛到商末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颁布严厉的禁酒令的依据。其中最关键的观点是周公阐释古训,人不仅要以水作镜子,更应当以民众的处境和情绪作为镜子来对照自己的政策和作为,看其正确与否,也即国家的治理要重视民心的向背。在《召诰》篇中,同样有极精辟的概括。此篇作于周公摄政七年还政周成王之后,营建洛邑之时。史官记录了当时营建洛邑的情况和召公的诰词。其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郑重地告诫应当以夏代和殷代的兴亡为鉴戒,深刻地思考这两国为什么会丧失“天命”,总结它们的教训。此篇的总结,说明不仅周公,还有召公这样的周初政治家,都共同从殷商灭亡、周朝兴起的历史大变局中,实现了历史观念、天命观念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原先夏、商迷信“天命”的观念,现已被“敬德保民”思想所取代,面对朝代的兴亡、鼎革,总结出“只有实行德政才能巩固周朝统治”这一深刻的教训。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十分强调这一变化,他指出:“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5](P476—477)《康诰》篇同样总结出一条重要的历史法则:“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按:棐,非。忱,诚。)言上天降罚不是固定不变的,民众的情绪就是重要的反映。《大诰》篇又言:“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此乃强调周初有一批贤臣引导周王懂得上帝降赐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道理。 由上述《尚书》中精警的语言可知,周初政治家认识到殷商自成汤至帝乙是兴盛时期,由帝乙开始走向衰落。衰亡的深刻教训是不敬天命、不勤政事、不任用贤人、耽于逸乐,使民众陷于困苦境地。这样,上天就不再保佑商,天命转向了实行德政的周文王、周武王。并提出殷代夏命顺应了天意和民心,民众生活是否困苦,民心是反对还是拥护,就是天命的反映,肯定了取代暴虐的统治者是合理的。这些都成为中国传统史学许多进步观点的源头,说明中国从《尚书》这部最早的史书起,便能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深刻的智慧和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