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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记》楷模作用二:突出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 高度重视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史记》在构史体系上“成一家之言”的又一突出表现。司马迁创立的体裁通常被称作“纪传体”,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史记》尤重历史人物活动的记载这一本质特征的概括。白寿彝对此评论说:“这虽不够全面,但《史记》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占最大的比重,而纪和传这两种形式的并用也是对后来史书的编写最有影响的体裁。”[13](P874)以往,刘知幾所言“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是说按传统学者的认识,纪与传的关系有如经学上经与传的关系。而我们今天则可以有新的理解:“纪”写出历史进程的大纲,好比史书的骨架;“传”则表现复杂、细致的人物活动,构成史书饱满的血肉。两者结合,可以充分显示客观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这应是纪传体在历史编纂上真价值之所在。 先秦史书的主要形式是编年体,代表作为《春秋》、《左传》,以时间为线索记载史事发生的先后。至司马迁则焕发出新的智慧,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从原先以时间先后为主要视角,到以人物的活动为主要视角,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是战国、秦汉时期人的作用在历史变局中骤然凸显这一深刻变化在历史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换言之,司马迁的智慧是在时代推动下形成的。赵翼对于战国、秦汉时期人的活动的展现有过精致的论述,他指出,汉初诸臣出身高门者只有张良(韩相之子),而像萧何、曹参、周苛等则仅为吏掾、卒史之类下级官吏。“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此前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种由古代世侯世卿到布衣而登将相局面的巨大变化乃始于战国。其时,“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自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至秦末天下大乱,“于是高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自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9](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出身下层的贤能卓异之士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迥异于前代的历史新局面,必然要反映到史学家的头脑之中,为了再现这种历史的新特点,要求历史编纂思想的提升和编纂方法的创新。以往的编年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能够清楚地叙述史事发生的先后。但它有两大缺陷无法解决:一是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前后的活动往往历经多年,势必造成一事隔越数卷,前后难稽,而致前因后果不明,历史演进的主线模糊;二是无法将同类事件或人物活动恰当组织,使之在史书中有次序地展开。如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秦的崛起、秦末的群雄角逐、楚汉战争、汉初治国政策的施行、汉武帝时的推进国家统一、开拓疆土等,难以在史书中作恰当的安排。在司马迁之前,其父司马谈已经特别关注到史书要将记载明主忠臣的活动作为重要撰述任务,《太史公自序》中郑重地记载了父亲临终的遗教:“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正是对其先父遗愿的圆满实现,也是对历史编纂的重大推进。司马迁记载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杰出人物活动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本纪”、“世家”、“列传”中所占分量之重即可见其大端。《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孝文本纪》等篇,都兼具史事纲领和人物传记二者相结合的特点。《孔子世家》、《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曹丞相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世家》等,均属运用典型的记载人物的手法。而七十列传更是在史学史上开创了专记人物活动的巨幅历史画卷,意义更为深远。仅司马迁为各篇“列传”精心撰写的“撰述义旨”,汇集在《太史公自序》中,起自“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迄于“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七十》”,即俨然为我们提供了先秦以来各方面历史人物卓越建树和性格特征的全体造型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