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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描写历史人物有很高明的手法,刻画生动逼真。《史记》笔下的信陵君、侯嬴、廉颇、蔺相如、荆轲、项羽、刘邦、韩信、樊哙、周亚夫、汲黯、李广等的形象,使人感到栩栩如生,难以忘怀,不仅为传记文学开辟了天地,还使大量的戏剧、电影、电视剧作品以之取材。而从史学的角度看,《史记》更善于透过人物的言语、活动和遭遇,去表现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特点,去说明、判断历史问题,揭示历史事件成败和盛衰变化的深层原因[13](P874—875)。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不同类型的人物略作评价。 商鞅和李斯是在秦国崛起及后来统一中国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司马迁对商鞅评价很高,称“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1](卷130,《太史公自序》)。《商君列传》详细记述提出变法的原委,商鞅先后两次变法所实行的奖励耕战、废除贵族特权、移风易俗等内容,写商鞅在关键时刻以历史经验作有力论据,驳倒保守派人物甘龙、杜挚的阻挠,特别是写出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显著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一举而使秦成为西方强国,称雄于诸侯,逐步蚕食六国,走向兼并天下的道路。李斯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总参谋长,如《太史公自序》所言:“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前后三十年,从秦实现统一到诸侯反秦前后两大变局,他都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司马迁以鲜明的倾向性和生动的史实,分别写出李斯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功与过,实则借此以显示秦政权前后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李斯列传》实应与《秦始皇本纪》并读,以收相互发明之效。司马迁鄙视李斯利欲熏心的性格,且道出这是他最后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而贯穿全篇传的中心,则是李斯的政治活动,以此反映他的时代。开始写李斯之所以告别其师荀卿、决计入秦,即因为看清“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而秦“欲吞天下,称帝而治”之势已成,故决计入秦,欲佐秦以统一天下,交代这一背景为全篇奠定了基调。司马迁从大处落笔,肯定李斯的三项功绩:一是劝说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时机,下定兼并六国的决心,并献离间六国君臣、分别击溃之策。于是大得秦王信任,拜为客卿。二是谏阻逐客。警告如果实行不问曲直、为客皆逐的法令,后果必是断送统一事业。此后二十年,秦始皇用李斯计谋,完成统一大业。三是秦皇朝建立后,李斯任丞相,反对实行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制度,统一文字,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并六国后,时势已发生绝大变化,李斯却不以安民抚民为务,反而继续其暴力统治政策:“禁《诗》、《书》、百家之语以愚黔首”;“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身为丞相竟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太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暴虐无道,李斯因贪恋权势,处处阿意求荣,上书引申、韩之说,主张对臣下督责重罚,排斥仁义之人,谏说之法,死节之行。遂使秦国“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李斯助纣为虐的结果,终遭赵高构害,具五刑,腰斩咸阳市。司马迁对《李斯列传》的结尾也作了精心安排,并不止于李斯受刑被斩,而一直写到李斯死后,赵高令秦二世自杀,孺子婴用计杀死赵高,沛公入关,孺子婴自系其颈迎降。何以在李斯传中要完整地写出秦由成功到败亡的结局呢?恰恰在这里反映了司马迁编纂思想的卓越之处,他为此独运匠心,是要深刻地总结秦朝成败的教训,明确揭示秦统一后治国政策应废除苛政,转向安民、抚民这一关键问题。 在秦汉之际历史变局中,首先点燃起反秦烈火的,是慵耕出身的英雄人物陈胜,他在大泽乡带领九百名被秦朝暴政逼得无有活路的戍卒,揭竿而起,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反秦浪潮,终于推翻了貌似不可一世的强秦的统治。对于这场历史上空前的人民起义的壮举和陈胜首先发难的大无畏精神,司马迁满腔热忱地歌颂,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其编纂思想达到的非凡高度保证了这篇传记的成功。《太史公自序》将陈涉揭起反秦起义大旗与历史上备受颂扬的“汤、武革命”相比拟: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