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尚书》的创始意义 《尚书》一向被称为上古政治文献的汇集,而从编纂思想考察,在这部古代史学源头之作中,实际上已经蕴涵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诸多特质,并预示着未来的演进方向。 《尚书》、《春秋》是儒家“六艺”中的两部,自实行独尊儒术以后,一直被奉为儒家经典,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源头。《史通》卷首《六家》篇,将“《尚书》家”和“《春秋》家”列为六种类型史书之首,讲出了中国古代史学之源,这正是刘知幾的卓识。相传《尚书》系经过孔子的删定,司马迁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1](卷47,《孔子世家》)刘知幾则云:“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2](《六家》)所谓“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是说《尚书》的各篇来源于史官所记或者追记。这些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其文字虽然古朴质简,有许多甚至佶屈聱牙,但从其记载的规模、历史意识以至记述方法各方面所反映的则是古代史官的历史编纂思想,而且恰恰因为是以“原典”的形式体现出中国史学的若干根本性特质,因而影响极为深远。概括而言,约有数端。 (一)具有极强烈的历史意识,重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几千年相承的发展。 《尚书》是以汇集古代政治文献形式出现的中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其内容和编排方法已经突出体现了尽可能地保存自上古以来华夏历史发展的强烈意识,因而成为无比宝贵的中华民族历史的源头。《礼记·经解》言:“疏通知远,《书》教也。”极其准确地道出《尚书》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记载长期连续性的传统这一重要的历史编纂思想,“疏通”言认识历史的发展变迁,“知远”言追溯远古,记载文明的承续。《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所记载的历史绵远漫长。“虞书”两篇反映了传说时代尧舜时期的事迹,表明尧、舜活动的中心地相当于今山西西南地区。其成书时代,经学者研究,可能在战国时期,或者是在西周至秦汉间漫长时期逐步成书的,但也是后人根据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素材追记的,因而保留着古代的“史影”,仍然具有可与考古发现相互参证的史料价值。《尧典》开头言“曰若稽古”,即表明是后人追记之作。这一篇记载尧的品德、政绩以及当时的一些制度和社会状况。《皋陶谟》记载舜与大臣禹、伯夷、皋陶商讨部落联盟大事,当是后世史官追述当时谋划和讨论的对话写成的。“夏书”两篇,其中《禹贡》记载大禹治理九州的功绩,它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详细记载了山川的名称、方位,物产分布、土壤性质等。《禹贡》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首列夏文化中心区,而东至大海,西至今甘、陕,南至湘、鄂,北至辽东半岛,包括了当时人们所知晓的全中国范围。《禹贡》最晚应成书于战国晚期,因而保留了夏代的宝贵史料。“商书”五篇中,《汤誓》记载了商朝的建立;《盘庚》、《高宗肜日》两篇记载商朝中兴,《西伯戡黎》、《微子》记载商朝衰亡。《盘庚》篇最受史学界重视,记载商王盘庚在迁殷时三次谈话,完整记叙事情的过程,反映出迁都过程中的矛盾,是研究殷商史的宝贵史料。“周书”十九篇,在《尚书》中所占篇幅最多,所记载的时代上自西周初年,下至秦穆公,反映了许多重大事件。《牧誓》,载周武王伐纣。《大诰》,记平定武庚及三监(管叔、蔡叔、霍叔)之乱。《君奭》、《康诰》,记周公执政。《金縢》、《洛诰》,记周公还政于周成王。《顾命》,记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受命。 因此,《尚书》如著名古史专家金景芳所言,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尚书》各篇根据古代史官所掌握的史料,记载了自尧、舜至秦穆公历朝历代的漫长历史,这在历史编纂上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史学保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反映了民族文化认同不断发展,华夏民族统一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一优良传统是由《尚书》创始的。从记载内容之广阔和丰富而言,《尚书》“涉及政治、宗教、哲学、思想、历法、典章、法律、语言文字、文学、地理、军事学等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珍贵文献资料,历来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首选典籍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考古学的发展,甲骨文、青铜铭文、帛文、书简及其他考古材料的问世,从多方面印证了《今文尚书》的价值”,因而堪称“我国古代国家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3](P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