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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待商榷和完善之处 作为一部宏大的史学史资料编年,难免有所疏失。我认为,《增订编年》(清代卷)值得商榷和有待完善之处主要有三方面。 1.该书不制作目录,值得商榷 虽然编者在《〈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及其学术体会》一文中指出,此书“编年方式首列公元纪年,既与国际通行纪年规范接轨,又自然形成全书内容的顺序,便于查找、检索,免去目录的编辑”①,但从实际效果看,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目前,公开出版的学术编年著述有未编目录的,如赵山林著《中国近代戏曲编年(1840～19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有以年代来编制目录的,如陈大康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有以年代及该年内所列标题编制目录的,如张岂之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学术思想史编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6年版)等。应当说,最后一种最便于浏览和检索。因为通过目录即可一览全书的主要内容,使读者对相关史料和学术编年史形成一个总体认识。否则,不便于查阅相关史料。如本书所立清代编纂《明史》的二十八条目,要查阅只能逐页翻检;如果有目录,便可省一页页翻检之累。如不编目录,在每册书后、或是整套书后编制一个索引,亦可起到便于检索之功用。 2.少数重要史家或对清代史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和著述未列条目收录 如龚自珍、林则徐、郑观应等,未在其卒年或生年立目。张穆、王韬和黄遵宪的生平虽分别见于咸丰九年(1859年)“张穆《蒙古游牧记》刊行”、同治十年(1871年)“王韬著成《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初稿”、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遵宪著成《日本国志》”三条目中,然而,作为清代重要史家,在其卒年专立条目更为合适,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出他们在清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有些著述若能收录更为妥当。如龚自珍针对西北边政的危机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向清政府率先建议在新疆设立行省。此文虽非史学文章,却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史料。林则徐的《四洲志》是启导鸦片战争时期外国史地研究热的史地要作,为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打下了基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虽为政论,然而此书提出了富有近代色彩的历史变易观、社会进化论和变革主张,是洋务运动时期改良派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的集中体现,对清末康梁维新派历史观和社会变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如能弥补上述缺失,对更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和研究晚清以来的近代史学是有助益的。 3.关于史家的卒年、年龄问题 “例言”第七条说:“重要史家之生卒年代均可考知者,除对于史学有重大影响者外,一般只列卒年,不列生年。清季重要史家如卒于民国时期者,仅列生年,并酌情编录其重要事迹和史学业绩。”②在重要史家之卒年立条目,不仅介绍其生平、代表史著、史学思想和成就等,一般还介绍其年龄,这是此书体例完备的一个体现。因为,这类条目虽未介绍史家生年,但是介绍了史家的年龄,读者便可推知史家的生年及其生活的时代。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两汉书辨疑》、《三国志辨疑》、《后汉书补表》作者钱大昭卒”条目,引用《清史列传》卷六八《儒林传下一》中钱大昭的传记史料时,列出“(嘉庆)十八年,卒,年七十”。同页,“《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作者法式善卒”条目,引用《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三》中法式善的传记史料时,列出“十八年,卒,年六十二”。然而,有些史家卒年条目中所引史料却未写明年龄。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畴人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四库未收书提要》作者阮元卒”,同治二年(1862年)“《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年》作者徐鼒卒”,宣统元年(1909年)“《书目答问》、《劝学篇》作者张之洞卒”等条目,所引三位史家的史料均未介绍年龄。 总之,《增订编年》(清代卷)体例谨严而完备、史料丰赡而翔实、考订精审、编纂独到、深具史识,是清代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拓荒之作。书中虽有疏失或可商榷之处,但不影响整体上的重要学术成就。此书不仅为清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和重要线索,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原生态的清代史学发展画卷,是学习和研究清代史学史乃至整体中国史学史的重要参考书。著名史学史专家仓修良先生在盛赞杨翼骧先生的《编年》时说:“将我国先秦至明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关于史学方面的人、事、书一一加以记载和摘编,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是在‘披沙拣金’。这样一部著作,帮助我们掌握和了解我国史学发展的梗概,对于研究具体史家或史书也创造了条件,嘉惠后学,其功大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史学史研究入门之书。”③如果把仓先生此言中的相关内容移换为清代史学,以之评价《增订编年》(清代卷)对清代史学史研究的史学贡献,亦为至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乔治忠:《〈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及其学术体会》,《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②乔治忠、朱洪斌编著:《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例言》(清代卷)。 ③仓修良:《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