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研究员张友坤接受记者采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梁卫国 摄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在担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时，他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后又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那么，张学良在抗击日本侵略方面有何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近日，就这些话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研究员张友坤。张友坤认为，张学良对日本有独到认识，他的有关打破“恐日病”、走出“唯武器论”误区、抛弃所谓的“准备论”、进行运动战等思想在今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件中的评价要客观公正 记者：提到张学良不能不提到“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您能否简要介绍下在这两个事变中，张学良是如何对待抗日这件事的。 张友坤：我认为“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是蒋介石。张学良不过是“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原因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有系列不抵抗的言行，并且有“铣电”存在。这些已经被史实所证明。 张学良是一个全国抗日论者。他之所以实行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能与日本抗衡，他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才能与当时的日本相抗衡。自察北冀东事件后，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逐渐坚决主张攘外以安内，马上对日抗战。王卓然劝他：“对于抗日，你的立场只能待将来以真实行动去表现，若是未干先说，国人将责问何以不抗于沈阳，不抗于锦州，不抗于热河？……”张回答：“你说得对！但是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担负，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堪全国误，一时误，岂可永久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我个人处境，也许是因为到了无不可牺牲无可牺牲之时，我是要不顾一切，去争取信念的实现。我的信念只有一个，就是披甲还乡，把骨头埋在白山黑水之间；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抛开自己一切利害，牺牲自己一切所有，去拥护领袖，联合全国，实行抗战。” 1936年3月下旬，张学良正在陕北洛川“督师剿共”，深感“剿共”是无期徒刑，极度苦闷。他特派飞机将王卓然接去恳谈：“说东北军与共产党的接触，在很短的时间，损失两个半师。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东北军一听这个口号，不是弃械逃走，就是缴械投降，继续‘剿共’的结果，会遭到全军覆没，给老蒋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到那时老蒋还是‘剿共’，自己便成了‘孤家寡人’的光杆，若想打回老家，自己没有军队，‘不抵抗’的罪名将永世替蒋承担而无以自白。他又说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民意的，是会亡国的，应当把这政策倒转过来，改为‘攘外以安内’，即实行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正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继续扩大，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席卷全国、局部抗战持续不断，加之张学良在西北“剿共”战场上的三次惨败，以及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的感召，他决心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多次进谏，均遭训斥。蒋甚至对张学良说：对西安那些游行示威的爱国学生，只能用机关枪打，此乃深深刺痛了张学良强烈的爱国心。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在民族危亡，国事危殆之秋，他与杨虎城将军不顾地域、集团、个人的任何利益和身家性命，毅然发动震惊世界的西安兵谏，史称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全国抗战，为取得我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大量史实说明，“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不是张学良，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一定程度上，失去东北是张学良对形势和对日本的判断失误造成的，但在对日本的侵略问题，他很快就醒悟过来了。尽管丢失东北张学良作为“封疆大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把责任都推给张学良是不公正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