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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压必曲龚的中华民国界标 民国元年(1912)春夏，由成都出发的中国赴川滇边特使历尽艰险进入孤悬边塞，处于重围之中的察隅城。不久，赴川滇边特使等人又冲出重围，南下日马，顺高山深谷中的察隅曲，跨越簸荡虚悬的偏桥栈道，过瓦弄，穿石峡，进至压必曲与察隅曲交汇处的压必曲龚。他们沿路巡查当年1月间日马中国军营受令树立的用汉藏文标写“中华帝国四川省边境察隅南部边界”的界牌，指示随行的日马军营人员将他们随即送来的新界牌树立于原界牌旁边，并搭建木棚遮蔽风雨。他们还查看了1911年末至1912年初英属印度派遣的非法入侵中国藏南地区远征队中的一支在中国树立界牌对面驻扎的营地。 1914年初春，英属印度东北边境特区政治官员助理奥卡拉汉(O'callagham)再度溯洛希特河北上至门巩，在中国树立界牌处发现了这块新立的界牌。其时，英国经上述远征队的考察，对其所要实施的将传统习惯线北移至喜马拉雅山脊的“战略边界计划”原定的边界走向已有调整和修改，在察隅方向谋划将原定走向北推至瓦弄以北。奥卡拉汉于是将这块新界牌拔出，北上带至卡巴村，丢弃于森林之中。 中国特使赴察隅巡边立界牌事见诸英属印度方面的记载。 其一，英属印度东北边境萨地亚官员邓达斯的报告，兹翻译如下： 1912年7月15日，自密西米远征队撤离后专职东北边境的邓达斯(Dundas)报告，两个米珠密西米人(Miju Mishmi)数天前到达萨地亚报告，三位中国官员到叶普克(Yepuk)和麦尼克赖(Menilkrai)巡查。据米珠人说，这伙中国人不属于日马军营，而是来自中国的某个地方，其中一位似乎是重要的官员。他们沿洛希特(Lohit)河左岸而下，在临近英军在叶普克河营地时，对工兵和矿工雕刻在一块大花岗石上的两条碑文进行拓片(碑文一为团队成员的姓名及日期，一为孔子语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检查了麦尼克赖的双语界牌(即上面所说的用汉藏语标示的“中华帝国四川省边境察隅南部边界”界牌)，并指示将他们即将送来的另一个界牌树立在旁边，搭建木棚遮蔽风雨。他们沿着新路一直走到芒洛尔(Manglor)平地南端，始折回循原路返回日马。没有其他的密西米人在场，只有他们从丁内(Tin-ne)和其他村子带来的一队苦力，建立新界牌的命令就是向他们发出的，此外并没有直接或通过藏族向部落民发出其他命令。 中国团队可能就是“特别官员”Chiang Feng-ch'i及他的随员英语翻译Chao Yangyun和向导Shu Chi-liang，成都报纸曾报道了他们出发到边境，总领事务Wilkingson在1912年4月1日的信件中附上这篇报道。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