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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达斯所说的这三名藏族树立龙旗和建中华帝国界牌之事，则应当是苟国华接杨万全报告后，再指令杨万全所为，时间在12日。可惜尚未见到有关汉文文档。按理苟国华必定有向顾占文的禀报，是尚未查出，还是有突发事变，致使苟国华未及写，抑或写了未能送出，或送出而未能送达，均不可得知。在《清末川边档案史料》中，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912年1月27日)苟国华禀报顾占文续探外人来界情形的禀报，是苟国华最后一次禀报。从其时西藏及川滇边骤然突变的局势而言，上述诸种情况都是可能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仅两天就传到西藏，驻藏川军在会党组织的操控下发动兵变，始而“勤王”，继而“革命”，为抢劫财物擅自发兵攻打色拉寺，引发与西藏地方的内战。川军进藏时逃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英人的唆使与支持下乘机发动“驱汉”运动。1912年初十三世达赖与英属印度总督哈定会见后，派遣其亲信达桑占东潜返西藏策动“驱汉”。驻藏川军攻打色拉寺后，“达赖授权其噶伦”动员“驱汉”，西藏地方政府以十三世达赖名义发布文告煽动：“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17)达桑占东入藏后组织了万余僧俗民兵，自任卫藏民军总司令，疯狂围攻中央驻藏机构与军队。“驱汉”狂潮迅速席卷川滇边，“达赖更密檄康地僧徒，嗾蛮民仇汉”。乡城、定乡、稻坝、贡嘎岭、江卡、乍丫、三坝、南墩、理唐、河口、盐井纷纷陷落，巴唐、昌都被围困。(18)察隅城虽然暂时未被攻破，但已被分割包围，城中文武官兵仅百数十人，在新军前营帮办蒋洪喜的率领下苦苦支撑。 从成都出发的特使一行4月1日上路，历尽艰险与危难，到达察隅城当在5月底或6月上旬。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察隅城苟国华、蒋洪喜等人与特使会见，赞同共和，拥戴新生的中华民国，接受特使带来的民国委任，并决定在1月间刚树立的清朝龙旗及中华帝国界牌旁建立中华民国界牌。此时的察隅城孤悬绝境，四面被围，守军以寡敌众，粮弹殆尽，救援无望，生机几绝，用古诗“黑云压城城欲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特使与守城官兵仍作出了出城巡边建立中华民国界牌的决定，这是何等壮烈的忠诚与奉献，用该诗的最后两句“为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形容他们也不为过，这里的“君”已不是帝制之下的国君，而是推翻千年帝制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他们接受民国政府守土防边的委任，抱必死的决心来履行职责，捍卫祖国边疆。 要以言之，民国元年察隅巡边立界是在英国及英属印度推行“战略边界计划”谋划侵占我国门隅、珞瑜、察隅固有领土之时，在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及川滇边“驱汉”狂潮汹涌、察隅被重兵围困随时有城破人亡的危急之中捍卫国土的壮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