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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在谈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的态度是人之常情。口述者有意删改某些记忆中的真实,遮蔽某些历史事实,仅仅叙述那些对自己(或族群)有益的历史记忆,所依据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势力主导的现实利害关系。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势力,是制约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重要因素。口述者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难以完全真实地呈现历史记忆,或仅仅讲述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同时掩盖另一种真相。他叙述的仅仅是对自己有利无害的部分真相,是政治势力许可范围内的部分真相。为了迎合政治权势,他们在叙述时会有意夸大对自己有利的这部分真相,有意回避对自己不利的那部分真相;对敌对者会有意进行贬损,对亲近者会有意褒扬。屈从于政治压力,他们可能会有意伪造历史记忆(“文革”中专案组所谓“黑材料”即为明证),伤害某些人的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使口述者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回忆很难做到客观,不是其历史记忆中没有关于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正面积极形象的记忆,而是迫于政治压力不敢将其呈现出来。 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对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同样产生较大影响。口述者的记忆建构及其呈现,明显受到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影响。口述历史记忆呈现的过程,是口述者通过回忆自己的经历逐渐趋同所在群体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不断地用群体价值观校正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现为社会认同意识和从众心态。群体记忆既可以促使个人记忆接近历史真实,但也可能为了屈从群体认知、群体价值而怀疑甚至修正自己的记忆,导致偏离历史真实。澳大利亚澳新军团口述者对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便是典型的案例。澳新军团参加1915年的加里波利战役,对澳大利亚国家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故20世纪20年代以来被官方加以宣传。阿利斯戴尔·汤姆森的研究,揭示了那些在战斗中经历过创伤和无能为力感的人是如何压制其个体记忆,以与有关他们在前线忠诚、勇敢和友爱的公认描述相匹配,直至今天多数澳大利亚人仍然接受这种叙述。这是典型的个体记忆屈从于社会记忆、个体记忆受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的案例。正因如此,约翰·托什得出结论:“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记忆是如何被政治要求所塑造,由此它们经常会与历史学家所确证的对事件的认识产生分歧。口述史能够揭示分歧产生的过程,这样做有助于理解普通人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意识。就他或她的证词而言,言说者的主观性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个体对过去的认识包括了对直接经验的选择,以及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某种认识。”① 此外,口述者的人格、信仰、品德、认知能力都会影响到历史记忆呈现时的真实性。王海晨指出:口述者人格对口述真实性的影响是整体的、宏观的和不知不觉的,而口述者与所谈事情的“亲密程度”则是具体的、直接的和感性的。亲历、亲见、亲闻是采访者为口述者“说什么”划定的范围,也是口述者“怎么说”的标准。口述者所叙述的历史记忆,对亲历事情的真实性高于亲见,亲见又高于亲闻;谈政事的真实性低于谈家事,家事低于情事,情事低于心事,至于琐事需要做综合判断。②因此,访谈者必须对口述者叙述的真实性保持警惕。约翰·托什警告说:“个人回忆的生动性是口述证据的力量所在,也因而是它的主要局限性所在,历史学家需要谨防陷入被访问者的思想范畴之中。”③ 这样看来,影响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因素,除了生理层面的因素外,主要是心理层面和社会环境层面的因素。个人经历、情感及动机等心理因素对历史记忆呈现的影响,是无意识的; 现实利害、主流社会价值取向、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等社会环境因素,则是有意识的。社会环境因素对口述者选择记忆、叙事角度、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有着难以抗拒的影响。历史记忆的建构和呈现深受社会现实利益、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受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多种因素过滤和阻隔后而形成的叙述文本(音像文本),显然与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有着较远的距离,与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则会更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第273页。 ②王海晨:《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③(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第27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