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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不仅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主动参与,对音像文本的形成起了推助作用,而且主导着从音像文本向口述文本的转换。如果说口述者在历史记忆及其呈现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的话,那么,访谈者在从音像文本向口述文本转化过程中则发挥着主要作用。从音像文本转为口述历史文本,是对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音像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这项复杂的整理工作(包括音像录音录像整理成文稿、纠正音像中的错讹、补充音像文本中的史实、核对引文、时间地点人物的考证、添加大小标题、撰写标题下的内容提要、编制各种索引、介绍口述背景等),主要由访谈者负责完成。 对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录音录像进行整理,可以使无序的语音资料条理化和有序化。访谈者整理音像文本资料的过程,是将语言呈现的历史记忆转换为文字记录文本的过程。其最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是口述者历史记忆的文本呈现成果。这个过程是将语言转变为文字,并对转换后的文字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录音录像为载体的语音资料转换为文字为载体的文字稿本的过程,就是对口述者历史记忆再次进行理性化、条理化和有序化的过程。访谈者在整理过程中剔除了口述者主观的心理不稳定因素,经过了改造、整理的有意识选择和过滤后,口述文本比音像文本更具有条理性,进而减少了音像文本情绪化的不稳定性。但这也意味着因访谈者的主观筛选而失去许多原始音像信息,因为文字无法将录音录像中所有的信息都呈现出来。它既无法还原口述者的语气声调,也无法还原口述者表情情绪,更无法还原口述者在进行语言叙述时伴有的肢体语言(手势、眼神等)。音像资料中的这些内容会在语音转换成文字时丢失。同时,访谈者会根据文字通顺的基本语法规范,对口述者录音录像进行技术处理。带有个人和地域特色的方言俚语会被整理成普通话;口述者前后重复的内容会被访谈者调换到一处并有所删减;口述者所讲的许多“半截话”会被访谈者增补完整;口述者说错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也会被访谈者改正。访谈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内容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经过访谈者的加工整理,口述者叙述的音像文本转换为口述历史文本。访谈者不仅主动介入了这个转换过程,而且其中渗透了太多的主观因素。 访谈者的主动介入及以文献补充修改音像文本,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口述历史文本时可以随意改变口述者的音像文本。某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文本有“可读性”,在整理过程中采取了某些“灵活”笔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将会严重损害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有可能为迁就口述文本的“可读性”而牺牲音像文本及口述者历史记忆的真实性。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尊重音像文本的真实,是访谈者介入的最后底线。口述历史注重的是史学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 在音像转换为文本过程中,访谈者固然起着主导作用,带有自己的主观选择,但口述者并非仅仅是冷眼旁观者,而是热心参与者。访谈者整理的口述历史文本,需要返还给口述者确认并进行再次访谈加以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口述者会对访谈者整理过的口述文本进行删改,然后形成新的口述文本。在口述文本整理过程中,不仅访谈者的主观选择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口述者再次将自己的主观选择参与其中。故最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不仅是访谈者根据口述录音进行整理的结果,而且也加进了口述者的修改意见,是访谈者和口述者反复修改后的口述文本。口述者和访谈者都有机会有时间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口述文本进行筛选和过滤。面对着自己的录音将以文字形式发表时,口述者会隐去某些人名、改变原来的叙述,这既可能是对历史记忆所作的矫正和补充,使历史记忆更接近记忆中的真实;但也可能是因社会环境因素而作的曲解,有意遮蔽和虚构某些历史,使历史记忆远离历史记忆中的真实。有人叙述自己遇到的这种状况时说:“某人口述讲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请她核实,结果被她大刀阔斧几乎全部改写,该删的删了,该改的改了,改隐讳的隐讳了,受访者担心可能招致的议论、歧视、官司,作出种种删改,当然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核定人名、地名、时间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不真实。”①因此,经过访谈者与口述者“合谋”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与音像文本之间便出现了较大差异;口述文本之真与音像文本之真同样有着一定的距离。这样,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经过历史记忆、历史叙述、叙述文本整理等多道帷幕筛选和阻隔之后,究竟还有多少历史真实被遗留下来?经过多重筛选后的口述文本中究竟还包含有多少真实的历史记忆,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