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言事相兼,人物突出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史书体裁,编年体至宋代已臻完备,前有《通鉴》一类的通史巨著横空出世,后有《长编》、《要录》、《会编》等断代史著竞相迭出,其在时间和内容上前后相继,交相辉映,集中体现出史家对这一体裁的偏爱。诚如李焘所言:“事日月年之相系,在史家固良法也!”(17)其年经月纬,无有重复,善于储存和排比历史知识的优点,与两宋史家志存一代信史之著史旨趣,尤为契合。 从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史家对编年体之运用已相当灵活自如,尤其注重吸收纪传、纪事本末等体裁优点,以补编年体分散系事、难以展现历史全景和人物全貌之缺失,成功做到了言事相兼,人物突出。而《长编》在记载时人言论、交代史事原委、刻画人物风貌方面,尤为突出。 注重记载时人言论,以烘托和指陈历史时势,是当代史著述的显著特点,也是明显区别于通史著述之处。《汉书》与《史记》相比,其“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18)的撰述原则使其在载录时人言论方面远胜于后者。同样,《长编》较之《通鉴》,亦以突显时人言动见长。举凡皇帝诏令、大臣建言、君臣对话,凡关系国运、切中时弊者,莫不详著之,在铺陈和烘托历史背景和历史时势的同时,亦巧妙地将个人看法寄寓其中。对此撰述手法,下文会详作论述。 在记事方面,《长编》往往于重要事目下附载其缘由经过、始末原委,这种“追叙”的手法,《左传》首开先河,至宋代,更为史家所重。如仁宗天圣四年(1026)八月,诏修泰州捍海堰。对此事之经过,书中记曰: 先是,堰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监西溪盐税范仲淹言于发运副使张纶,请修复之。纶奏以仲淹知兴化县,总其役。难者谓涛患息则积潦必为灾,纶曰:涛之患十九,而潦之灾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役既兴,会大雨雪,惊涛汹汹且至,役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众哗言堰不可复,诏遣中使按视,将罢之。又诏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同仲淹度其可否,令仪力主仲淹议。而仲淹寻以忧去,犹为书抵纶,言复堰之利。纶表三请,愿身自总役。乃命纶兼权知泰州,筑堰自小海寨东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而于运河置闸,纳潮水以通漕。逾年堰成,流逋归者二千六百余户。(19) 作为仁宗乃至北宋一朝在治河防患方面的一个重要缩影,李焘以凝练的文笔,将此次修堰缘起、中途所遇阻力、最终通漕便民的结局,有条不紊地一一道来,尤其集中写出了范仲淹、张纶等人面对雨雪并至、役夫散失等一系列困难挫折,以及反对者之重重刁难,始终不言放弃、坚守河堤的从容与坚毅,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 又如仁宗庆历四年(1044)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一事,书中亦详载其始末原委: 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20) 作为北宋前期之军国大事,庆历新政可谓全书记载之重点。李焘在集中交待出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新政者从不惧非议、坚持己见到最终不堪反对派之重重阻挠、谤议诋毁乃至中伤陷害,无奈之下自请外调之苦衷的同时,也将个人态度巧妙地熔铸于行文之中,其中既饱含着对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之情怀的欣赏,也流露出对新政“规摹阔大”,于重压之下终难施行的无奈。 这种强调首尾连贯的叙事手法,不仅为李焘所重,也是南宋时期其他史家所惯用的笔法。与李焘大约同时期的李心传便明确提出“备其始末”(21)的撰述宗旨,稍晚的袁枢则以“区别其事而贯通之”(22)的原则改编《通鉴》,首创纪事本末体。凡此等等,均系晚唐以来“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23)的呼声在史学实践上的集中体现,也是两宋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时代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