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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焘的历史编纂学成就(5)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 陈其泰 屈宁 参加讨论

    其二,关于吏治。唐代韩琬有言:“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称其人,须人不虚位。”(35)吏治问题是关乎王朝盛衰的大事。北宋官僚队伍极为庞大,庸滥之官充斥其中,如同蠹虫一样腐蚀国家肌体,虽然有识之士积极谏言救弊,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亦均将整饬吏治、裁撤冗员视为头等大事,然积重难返,终未解决。对此,李焘极为关注,不仅详载各时期官吏之迁升黜置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节录大臣奏论,相继表达出他对整顿吏治之重要性、具体措施及失败原因的看法。 
    在他看来,北宋积贫积弱,“公私困急”局面的形成,与“官吏冗滥”问题直接相关。(36)而“选举之路未精,补荫之门太广,恩倖之路未塞,因缘之弊未除”(37)则是造成这一严重问题的具体原因所在。仁宗至和二年(1055)九月,其引欧阳修奏论曰: 
    唐制明经、进士及第,每岁不得过五十人,今三四年间,放四五百人。校年累举,不责词艺,谓之恩泽者又四五百人。……荒唐浅陋被恩命者,不可胜数。诸科虽专记诵,责其义理,一所不知。加之生长田亩,不习政术,临民治众,能晓事者十无一二,岁亦放五百余人。……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监、刺史、合门使以上,岁任一子;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三岁得任一子。文武两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数倍。遂使绮纨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孙,皆在仕宦,稚儿外姻,并沾簪笏之荣。(38) 
    这深刻道出了北宋前期在选拔官吏方面存在的严重积弊:在人员上既无明确限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39),导致各机构严重超编;又不加严格考核,大开补荫之门,肆启恩幸之风,致使“不通义理”、“不习政术”者及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充塞仕途,结果“官愈多而吏愈众,禄愈广而事愈烦”(40),人数愈加冗滥,效率每况愈下。 
    针对这一情况,他极力强调“省官节用”之重要性和迫切性。仁宗庆历三年(1043)九月,欧阳修建言裁撤冗官,提出“民之科率十分减九”、“吏员清简,差遣流通”、“中材之人可使劝懼”、“不过期月,民受其赐”(41)等多条去除冗官之利,对此,李焘详为辑录,表现出对这一建议的肯定。至于具体办法,主要有三:一是加大考核力度,仿汉之刺举、唐之黜陟使、考课使之旧例及祖宗朝考课院之制,强化按察使之职,“纠举年老、病患、赃污、不材四色之人,并行澄汰”,从而达到“其恶者黜,其善者升,中才之人尽使警励”之目的。(42)二是严格控制官吏人数,“立成定额,俟将来吏人年满转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补填,及额而止”,杜绝“人溢于事”现象的发生。(43)三是强调宰相既肩负荐选人才之要责,当尽心职守,无所容阿。其尽职与否,直接关乎吏治风气的好坏:“宰相裁抑奔竞之流,则风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则贪荣冒进,激成浑波。”(44)所论皆针砭时弊,切中肯綮。 
    至于吏治改革缘何难以见效,北宋谏官多有论述,而李焘尤重欧阳修之看法:“入仕之门杂,补进之路多,士大夫皆以为患,而言者不为少,事未宣行而物论交兴者,何也?盖侥幸厚者未尝裁损,恩泽薄者先议减除。……大凡立法自贵者始,则人无怨心。请先自嫔御、宗室及两府大臣,以至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及内臣之家,一切裁减之,十年当见成效。尚循旧贯,不图改为,而欲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已。”(45)宗室贵族、权贵大臣不为表率,整个吏治改革自然难以收到实效。李焘借欧阳修之言道出对北宋吏治改革无功而返之症结所在的同时,亦饱含着对南宋吏治问题的忧思。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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