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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间，梁启超比往年更经常应邀来清华学校讲演，与清华学校之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期间的讲演有记载的就两次，一次是题为《五千年史势鸟瞰》，尤其值得一提是另一次题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讲演，此系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国史时为该校文学社诸生所做的文学讲演，(14)关于这次演讲，当时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梁实秋，曾有一段深情的回忆：“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亮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15)或许沉浸在演讲的酣畅淋漓之中的梁启超，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话语会如此有效催生着一个年轻人心中文学梦想的种子，尔后在岁月中花开花落。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梁启超除了学术讲演外，对清华学校之校政也有所评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评议的冲动也是他一贯思想作风的体现，即时刻呈现在一种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与深度判断的精神张力之中。如他在《澈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序》中写道：“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关于本校改革发展诸问题，颇有所蕴积，原预定作一次讲演，题目‘清华学校之前途’。因搜集材料未备，且讲课太忙，迄未能发表，今因《澈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出版之便，述吾希望之要点如下。”文中提出五点建议：改组董事会；组建一实务性的校友会；经费完全独立，由董事会管理，不必再经外交机关之手；缩减留美经费，腾出财力，办成一完备之大学；希望积极地预筹资金，为十八年后赔偿终了时维持学校生命之预备。(16)且不论梁启超这番话是否一厢情愿，但从这段序言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梁启超在内心对于清华学校的关注，已经从“客座”的身份感转变为“局内人”的角色意识，前瞻性地着眼于清华学校长远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以及追求独立自主的办学体制。角色意识的内在转换，催生了梁启超更寄望于清华教育能形成特色之路，也促使他更明确地对清华的人文教育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如1923年2月，在一次与清华学校记者谈话中，梁启超先是批评美国教育是“实利主义”，认为“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个部分的人。”而后，当谈到自己关于教育的理念时，则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文主义的教育关怀与理想，他说：“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沦沦的毛病，然而只做一个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和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17)梁启超这一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对清华学校与清华国学院乃至后来形成的清华大学之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究竟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由于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无法判断，但在今天，这段话仍然有着意味深长的启发性。 1923年9月以后，梁启超在致友人信中就直接宣称：“下半年在清华讲学，通信请寄彼处。”(18)《清华周刊》也把梁著归入“清华作品介绍”一栏予以绍介，至此，梁启超作为“局内人”的角色定位日渐强固。这一年秋，梁启超以讲师的身份在清华学校讲授“最近三百年学术史”（每周三晚七点半至九点半）和“群学要籍”（隔周四晚七点半至九点半），同时作一些普通演讲，这些讲授和演讲均反响热烈，学生会特地通过议案，请梁启超赓续讲学。(19)尽管其时还非常川住校，活动内容亦纷杂不一，但梁启超上述这些在清华学校的讲演和学术活动有两条线索隐匿其中：一是梁启超与清华学校关系的变化过程，从游移的、客座式向相对明确的、稳定的状态逐步深化；二是每一步的深化，其主导面均围绕学术与教育而展开。 一段崭新的历史似乎呼之欲出。 二 如上所述，从1914年到1925年的十余年间，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偕行，梁启超在这十余年间的人生经历则可谓是栉风沐雨、几经危难。相比之下，梁启超与清华学校的关系，则是难得的风和日丽。尽管断断续续，但这种美好的情缘毕竟润物无声，关系的种子在这种短暂与和谐的氛围中正酝酿着破土而出。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仍有待于梁启超自身生命与思想土壤的深耕与培育，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促使这颗关系的种子在春寒料峭之际初绽新芽。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真正触动梁启超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他欧游归来后在思想与心态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及其重新做出的价值选择，这犹如那深耕而变化的土壤，加速了种子的生根发芽。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心理变化与价值选择的寻找、确立和最终实现的过程，必然会诉诸一个既新鲜又熟识，而且较为稳定具体的诉求对象，那么，对梁启超而言，重拾学术与教育之旧业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重拾”过程，做一番仔细考量。为此，我们若能对梁启超年谱中的一些史料做一个简要的钩稽，那就会看得相对明晰些。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上年（指1916年）护国运动成功以后，先生原有放弃政治生活的意向和从事社会教育事业的计划”，但是自1916年以来，“宪法问题、对德外交问题、内阁问题、复辟问题等，都与梁氏有不可解的关系，所以最后又不期然而然的卷入漩涡里面了”。(20)果然不出时人之所料，1917年7月17日段祺瑞内阁成立时，梁启超受任为财政总长。对于此次就任财政总长职，梁启超“原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可惜结果事与愿违，就是消极方面的维持现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21)因此，他于12月30日不得不请辞，在任仅五个月。这样的结局，对于始终交织着入世之自觉和用世之抱负的梁启超精神世界而言，无疑又是一次“饮冰之旅”。他在辞职呈文中感慨万端：“受任以来，竭智尽力，以谋挽救，虽规画略具，而实行维艰。”(22)从此，梁启超再也没有踏入仕途，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内心的诉求对象必然随之发生重大的转移。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诉求对象的转移过程也是个体重新建立新的心理补偿机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必须找到新的意义关注点以填充诉求转移而留下的心理空虚。如果个体不能较快实现这一心理过程，那么，就会使个体人格陷入焦虑不安的心理状态，严重的情形，甚至会导致人格分裂或精神性危机。幸运的是，梁启超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精神出路：重拾学术与教育之旧业，并借此有效建立起自我调适的心理补偿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说，1918年，对梁启超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这是他此后真正致力于教育事业与专力治学的起点年份，也是彻底实现诉求转移的心理年份。年初，他曾有发起松社的计划，(23)关于此举之目的和功用，其友人张君劢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这样写道：“晨间唐规严来谈松社发起事，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规严之意，欲以此社为讲学之业，而以罗罗山、曾文正之业责先生也。闻百里前在津曾亦为先生道及此举，今日提倡风气舍吾党外，更有何人？盖政治固不可为，社会事业亦谓不可为，可也？苟疑吾自身亦为不可为，则吾身已失其存在，复何他事可言。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存’。惟有我思，故有是非。哲学之第一义谛如是，道德之第一义谛亦复如是。规严之意既为方今救世良药，而又为吾党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处于无可逃之地位，故力赞其说，而敢以就正于先生也。”(24)这是在混乱而黑暗的现实之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勇于承担、勇于自救的精神之路。面对政治不可为的情势，知识分子立身于社会之中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作为，只能也只有学术与教育之事业，张君劢信中的这一番痛心之辞，梁启超读来必定会“于吾心有戚戚焉”。因为这其中深切地触及到中国知识分子对精神价值的最后认同，每当政统崩坏，道统飘摇之际，学统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意义据持，并可能由此而激发出更加执着的精神热力来张扬学统的价值关怀，以实现安身立命。虽然在今天我们已看不到梁启超回信的具体内容，但仅从后来他对松社事务的关心，就足以见出他对发起松社的目的与功用的赞同。 然而，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学术生涯中，更具表征性的事件，则是他重燃通史之撰的热情，我们知道，历史写作通常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和知识传统中最重大的事业之一，也往往是学统重建中最具活力的方式之一。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诚哉斯言！这一年春夏间，梁启超摒弃百事，开始专心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25)据《年谱》记载，这期间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谈到正在著述通史的情形。如，5月初，他在致陈叔通的信中写道：“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余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26)自负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他的通史之撰，已不仅仅是其个人学术新取向的表征，而成为了一个令时人期待的文化与学术事件，因为在这其中表达着与梁启超思想文化立场相同或相近的部份知识分子的共同想象和价值诉求。在开手著述不久，友人们就对其著述太勤，颇为忧心。如陈叔通在3月30日的信中写道：“通史但日以为程，似不可求速……”。(27)4月19日的信中又写道：“久未接书，静生来，询悉著作太猛，未免稍疲，甚以为念。”(28)可见其时梁启超的著述生活不仅引发大家的期待，也牵动着友人的心。当然，如果站在精神史的视角来解读这种牵动，那么，就会发现，除了友情之外，这种牵动之中还关切着这些知识分子对新的历史想象与精神共同体建构之期待。正是这种心灵的默会与相通，使得报告自己著述的进展，也每每成为梁启超这一时期致亲友信中必会谈及的内容之一。如，5月5日在致籍亮侪书中写道：“……每日著书能成二千言以上，三四月后当有以餍公心目也。”(29)5月7日在致蹇季常书中写道：“献岁以来，覃思述作，彼玩物之习，亦大减矣。”(30)5月10日再致蹇季常，书中写道：“所著书日必成二千言以上，比已裦然巨帙，公来时可供数日消遣也。”(31)夏秋间，梁启超在致其弟仲策的信中，更是把著史之时的得意心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写道：“今日《春秋载记》已脱稿，都百有四叶，其得意可想，夕当倍饮以自劳，弟亦宜遥浮大白以庆我也。拟于《战国载记》后，别为《秦以前文物制度志略》一卷，以后则两汉、三国为一卷，南北朝、唐为一卷，宋、元、明为一卷，清为一卷，皆不以羼于《载记》，弟所编资料可从容也。明日校改前稿一过，即从事《战国》，知念奉闻。”(32)在这期间，关于通史之撰的进展，成为梁启超与友人共享的知识话语和联结的精神纽带。这种知识话语的高度共享，正是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表达共同诉求的可靠通道，也是内在精神的联结方式之一。由于在这期间梁启超著述太勤，致使其患呕血病甚久，其情可感，其思也深，由此可见梁启超著史之深切。但若从更深一层来追问，或许从中可以解读出梁启超此时内心的另一番意味：当诉求对象发生转移之后，必然会刺激个体产生对于重建心理补偿机制的急迫感，正是这种急迫感才能促使个体焕发出如此巨大的意志力。就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言：“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日：‘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一种精神意义之间，跨越历史时空的遥相呼应，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之中历久弥新的共同想象。后来由于病情未见好转，通史之作也就半途而废，(33)对此，梁启超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盖蓄病已旬日，而不自知，每日仍为长时间讲演，余晷即搦筦著述，颇觉惫而不肯休息，盖发热殆经旬矣……”(34)值得注意的是，通史之作暂时中断后，梁启超转而耽读佛书，(35)患病之中的这种阅读转向，也可以看作梁启超人格矛盾的表现之一。从个体人格心理学来看，梁启超是一个入世与用世之心均很深、很重的知识分子，但恰恰就是如此一个人，又常常充满着对佛家出世之心的向往，言谈与著述间也不乏对佛教教理、教义的精微之理解，这种人格矛盾现象，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仅仅是个例，抑或具有普遍性？这或许是一个值得追问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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