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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宗成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解救农民预防革命的呼声，南京政府成立初的国民党当局则忙于打倒旧军阀的战争，一些地方政府推行有关民生政策的宣传中，已经反映出与中共争夺民众的意向。随着对红军及其根据地军事“围剿”的进行，国民党蒋介石加紧了对农民的争夺，先是采取以整顿吏治军纪、强化宣传教育为主要手段的所谓“治本”措施，继而提出了“清理收复区土地”“复兴农村”“扶。流亡”的经济政策。而在中共及其红军逐步放弃南方根据地向北方转移的同时，阎锡山感到现实的威胁，采取与众不同的土地公有和消除民间不平的防共策略。但国民党统治集团终究没有切实解决农民问题，这给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历史机遇。 【关键词】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争夺农民 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武力“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同时，提出了“夺回民众”①的口号，出台了诸如整顿吏治军纪、宣传教育、经济利好等政策措施，从政治上争夺农民。政治争夺和武力“围剿”与反“围剿”一起构成十年内战时期国共斗争的历史内容。以往学术论著对这一时期国共军事斗争揭示较多，②而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农民的政治争夺研究不足。研究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农民政治争夺之发展，对于我们正确评价这场政治斗争，进一步认识国民党统治集团农民政策的本质，甚而总结国民党在大陆最终失败的原因，很有裨益。 解救农民预防革命的社会呼声 关注农民生活和政治动向的呼声，首先来自于社会舆论。而南京政府成立初因忙于打倒旧军阀的战争，对此一时无暇顾及。国民政府颁布的一些有关于民生的政策法令，还看不出有解救农民消弭革命的意图。而在一些国民党地方当局推行有关民生政策的宣传中，已经反映出与中共争夺民众的意向。 大革命失败前后，一些社会舆论指出革命危机来自于生活贫困的社会底层。早在1926年8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比来朝野人士，成惶惶然惟赤化之是惧，官厅之文告，报章之论坛，乃至武人之通电，几于无日不见此问题，吾人试先发一问，中国因何而恐惧赤化耶？……皆因其大多数人民之生活状况，足以滋此等潮流之蔓延耳。”文章明确指出，“社会之不安宁，是由于劳动人民之底层阶级独当其艰辛”。③解除危机之关键，在于关注底层民众之生活。 1927年8月，《东方杂志》专门设计农民状况调查号，发表各地农民状况的调查和评论文章。第一篇文章题为“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一针见血地说，“土地问题与农民经济问题，为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但土地问题在农民问题中却比农民经济问题更占主要的地位。……所谓农民运动与农民革命，几乎是专指土地运动与土地革命而言”。文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是每次革命直接参加者。中国的将来怎样，全要看中国的农民问题是怎样地解决。文章预言：“中国农民现在受了四方八面的逼迫，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再要不改革已是不可能，中国如果革命，那一定是由农民问题促成的，是因为农民的要求而革命的。”④明确指出中国的现状，一定会发生农民革命或土地革命。 土地问题被当时学者一致指认为农民问题的症结。中国农业人口及土地状况在民初及其以前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有位学者依据1926年初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发表的土地调查资料，推算当时全国农民人口为3亿3千6百万，其中无地雇农、游民兵匪和佃农为1亿8千6百万；有地农民为1亿5千万，其中占44％的人口，即6千6百万的“贫农”只占有土地的6％，而人口的30％，即大约4千5百万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9％。这就是说，全国有2亿5千2百万农民无地或少地。即“每100个农民之中，总共有75人是必须要求土地的了。”⑤结论是，获得土地是农民的普遍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