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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将“土地公有办法大纲”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审查。随后他选择七个比较典型的村子，为分配土地做个“真调查、假分配”，因为这七个村庄的规模大中小都有，有的人多地少，有富足的贫穷的，“有务农的多，做工经商少的，也有做工经商多，而务农少的”。真调查，即制定调查表分别让村民填写。假分配，即对土地分配“好作个打算”。(48)尽管阎锡山苦口婆心地劝说，但他的调查及试点遭到地主阶级的极力反对。 此外，阎锡山还从惩治政治腐败，消除人间不平着手，争取民众。1935年9月，阎召集的晋西防共会议通过防共办法33项，除了土地问题外，相当部分内容为所谓惩治腐败，消除不平。诸如：消除民间不平办法案；组织好人团，制裁坏人办法案；规定以政治力量限制高利贷办法案；改麻木不仁之政治，并严定惩处办法案等。阎锡山还拟定“好人团制裁坏人”、“消除民问不平”详细办法。(49)阎认为“共党提倡阶级斗争，集合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进攻，吾人应不分阶级分好坏，集合好人制裁坏人”。规定了好人标准，并确定组织目标，“打倒违法失职的坏官吏”、“打倒占便宜不说理的劣绅土棍”、“打倒藉公营私欺压人民的一切败类”等。其消除人间不平包括17个方面，诸如“官吏不主张公道殉情偏袒”“官吏滥用职权，或贪赃枉法致人民权利蒙受损害”“官吏勾结劣绅土棍，颠倒是非”“官吏对于所属员役之失职违法，庇护纵容”“官吏纵容亲属，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等，(50)说到底，这些是官僚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但阎锡山不敢承认这一点，否则他就等于承认了中共理论的正确。他用区别好人坏人混淆视听，模糊共产党的阶级学说。而这一套做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扫除政治腐败，消灭人间不平等。 结论 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中国土地革命，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为当时朝野有识之士所公认。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成为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国民党对解决农民问题和对农民的争取，反应是迟钝的和被迫的。其内部的主张虽有不同，但都从改良政治，解决土地问题人手，说明不良政治和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民革命的根源。 正因为如此，十年内战中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这场斗争在一些地区的农村打击了反动统治，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虽然国民党通过军事“围剿”占领了中共在南方的根据地，但这些地区不可能完全恢复旧有的统治面貌。这在客观上也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在这些地区推行所谓改革创造了条件。 由于国民党政权代表着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不可能在刷新政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有实质性的进展。到抗战爆发，国民党统治集团承认，土地政策没有实效。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战时土地政策草案时说，“查本党土地政策，自经理创定，本党历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均曾根据之作成决议方案，形成法律，虽实效未著，而本党解决土地问题之决心，固以为国民所共知”。(51)国民党只剩下所谓的决心了。 而广大农民仍旧生活在极其贫困中。1936年出版的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有文章谈到，“江苏宝山较大的地主，近十年来乘机将地租提高了二分之一。近上海市的大场、杨行等乡，甚至有提高一二倍的。江都一带的永佃田，租额本很轻，近年各田主多主张永佃农与普通佃农一样看待，勒令加租。”(52)民国的首都附近地区尚如此，远离首都的地区可以想象。1936年5月，黄炎培谈到他在四川的见闻说，四川“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事事出人意外，从成都至嘉定三百几十里地，通过商品，节节抽税，多至四十四道。田赋一年须征十几年，有征到民国一百年的。……到今川北一带，吃草根树皮。不足，吃泥土。泥土吃不了，吃死尸。最近见之报纸，竟吃活人了。”(53) 国民党统治集团终究没有切实解决农民问题，这给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历史机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