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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有关人口的推算不一定精确，但地主占有80％左右土地的判断，应该说基本符合当时情况，尤其在南方。如在井冈山地区，山地和林场大部为地主豪绅霸占⑥。毛泽东于1930年在江西兴国的调查可作印证，毛泽东说“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⑦ 当时的社会舆论还要求，将农民从残酷的经济剥削中解救出来，减轻农民的负担。有学者对农民收入和支出算了一笔账。农民一年耕作收支相抵，佃户毫无入息可言。其生活费用，不得不藉他种来源以补足之，一遇凶年困苦更不堪设想。进而指出，“这种情形，是迫令下层贫农，离开土地，或铤而走险，为其唯一自救的方法”，“他们有了相当机会，随即有发动的可能，我们应当明了最近的农民运动，是受自然力律支配的，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现象”。⑧ 平心而论，上述社会舆论不乏真知灼见，其预见颇有先见之明。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中国共产党充当了起义的领导者，革命的内容即为土地革命，打土豪分土地成为革命的口号。⑨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初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社会舆论缺乏应有的反应，对农民的生活现状表现为麻木不仁，低估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力量，忙于应对旧军阀的战争。国民政府按部就班发布一些旨在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不可能解决农民的问题，以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阶级矛盾。 从现有历史资料来看，国民党统治集团组织“围剿”红军前，只有一些地方在推行“二五减租”宣传中，提到了农民反抗斗争的现实威胁。 “二五减租”是早在1926年10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作出的决定，即减轻佃农田租25％。但这一决定过去了三年，仍未有具体实施办法。国民党中央在解释原因时讲了两条，“(一)此种重要政策之实施，最要在办理适宜，故计划必须周详，推行必须尽力，而尤须有负责推行之各种行政建设之预备；(二)各种情形不同，地方自治机关既无组织，地方行政制度亦复简陋，必须先确立县行政制度，完成村乡自治之组织，然后有负责行法之机关与负责行法之人。”⑩然而要等到上述条件具备，农民还要忍受重租剥削若干年。 浙江是最早推行“二五减租”的，1927年6月经省政务委员会通过。但推行中遭到地主士绅的百般阻扰。颁行一年后省当局承认，“减租的成绩看来实在令我们非常痛心”。“自减租的命令颁布之后，农民当然要遵照减租的，而因地主居然反对，遇到农民要坚持减租的，便藉词陷害，给他一顶帽子，捉将官里走。或者藉口自种，将佃户退租。尤其可恶的是，竟敢非法组织产权联合会。明白仗胆的反抗政府，剥削农民。结果全省之大，实行者仅十余县。”(11)“二五减租”成了与虎谋皮。 为了使第二年减租有所进展，浙江省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拟定宣传大纲，详述减租的理由，还搬来了防止中共煽动农民暴乱的说词。大纲说，“现在正是共产党想到处暴动，第三党乘机活跃的时候，他们都想用贫苦而无出路的农民做他们的工具，都在极力的煽动勾引，一个不小心，潮汕之乱，江西之乱，广州江阴之乱等，便不难复演于今日各地，所以佃农减租迫于现在的局势尤有急切实行的必要”。(12)企图说服地主同意减租，但仍没有多少人理会。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以“原属试办性质……发现流弊甚多，并无成效可举”(13)为由停办。后经国民党中央派人调解，虽达成妥协方案，但事实上“二五减租”名存实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