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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蒋介石的土地方案即在“收复区”实行的几率也很小。关于国民党军攻占革命根据地后的土地情况，当时有人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记载说。“中共苏维埃政权维持不过三年，此期间，田地被分的原产权人，其未遭杀害者，或藏匿乡间，或逃亡在外，即或身亡者，亦多有家属戚族，以时间经过不长，谁分了谁的田地，众目昭彰，当地人民都非常清楚。故当中共苏维埃政权垮台以后，经其分得田地者，能不因中共力量取的他人田地而获罪，已感到十分满足和安慰，自然不敢再把是项取得据为己有，于是纷纷物归原主”。(30)重新恢复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中共的农民土地政策的冲击下，当时国民党高层在土地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立法院长孙科指责国民政府虽颁布了土地法，“迄今尚未有一条施行”。而中共却“剽窃”和实践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用总理在党纲上所规定的平均地权……在他们匪区内所有的土地，完全取消私人原来的所有权，以之重新分配给穷苦的人民，因此他们赢得了一部分人民的同情，而受他们死力的拥护。”(31)而国民党元老李煜瀛、张静江等人主张“以生产为首要”，如果特别注重农民自治、自卫、教育、卫生等。“则恐农村经济就要转变到政治上面去的一种现象……这是很危险的。”农村有自卫武力，将来会“加增许多乱子”。农民文化水平提高，其“欲望自然也要增高”，起而反抗，“以斗争夺取为手段”。(32)一句话，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而蒋介石反对仿效中共实行土地分配，主张坚守国民党党纲统领土地政策，他说“尚有以政府未能仿行其土地政策为可惜者。姑假定赤匪之有土地政策，亦必循其政治纲领而定。吾党纲领何在，土地政策是否可离弃纲领而仿效他人？……须知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33)根本否定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现象存在。 蒋介石还采取措施以减轻收复区农民的负担和恢复生产。在鄂豫皖地区，宣布1931年前旧欠一律全免，依“灾情”轻重，“分全免、免征、减征、缓征”田赋四种，严重者“免征二年”。(34)在江西规定“当年之农产物，无论官地、民地，除军队代耕者外，概归本年耕作者所有，原业主不得索取田租”。(35)对“劫后还乡之孑遗”，主要是地主，“随时散发积赈”，“举办农赈”，“散发耕牛种子”，恢复春耕。动员社会各界前往视察，“汇集巨款，以资救济”。这些措施虽减轻农民一时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去除农民遭受的剥削压迫。 1934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一系列提案。决定测量土地，办理土地陈报，除征收百分之一地价税，其他“附税名目，一律取消”。“临时亩捐摊派，应严加禁止”。“不得预交”地税。“对于田赋，永不再增附加”。(36)当时有人评论说，此次会议，“多数提案，自原则上观之，固无可指摘，但事实上目前绝难见诸实施者”。“所谓土地测量，在目前各省财政情形之下，事实上绝难实现，即问有之，亦不过一二省为局部之尝试”，“至税则方面之改革，果以正附税合计，不愈地价百分之一为原则，则此数年来已三令五申，而补救之效，茫如捕风。益所谓地价百分之一者，必有真确之地价以为标准，否则仅成一空洞名词，而无救于实际”。(37) 此外，蒋介石还力图继续通过刷新政治、整顿军纪、强化宣传教育争取民众。蒋介石强调，整顿吏治，就是要“革除中国政治上阳奉阴违苟且偷安的积弊”，加大罚的力度，“以后只有降级监禁极刑三种，罚则不准再用辞职革职撤差的名词”，以“造成一种严正廉耻的风气和勇敢的心理……然后才能转变我们的观感，消灭赤匪”。(38)蒋介石一再告诫部队“不准拉夫”，制定了军队救济民众办法大纲8款29条，对“剿匪”官兵协助人民耕种实行奖励。蒋介石特别强调要注意摧毁中共“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更变”，要求军官们首先亲民，然后才是教民用民。由部队督办学校，派人主持和施教。开办夜校，教材主要内容是“中国礼仪廉耻，孝弟忠信的伦理”。(39)但这些规定和要求，国民党军队并没有认真执行，国民党“围剿”军中的一个政工科长在回忆中无奈地说，国民党部队到处放火，老百姓“都逃光了。村子旁有些青菜，官兵连根拔来，就在室内做饭吃，饭后把锅灶捣毁，放一把火将房子烧了，我想执行‘七分政治’的欺骗政策，可是部队是不听制止的。”(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