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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有和消除不平的防共办法 在国民党与中共争夺农民的斗争中，山西阎锡山则独树一帜。邻近省份中共领导的陕甘农民起义和斗争的发展，(41)特别是在国民党蒋介石军事“围剿”下，中共及其红军逐步放弃南方根据地向北方转移，阎锡山感到现实的威胁，采取与众不同的土地公有和消除民间不平的防共措施。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在南方军事“剿共”得手，但朝野上下消除所谓“匪源”的呼声不绝。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报告中也说，“剿匪工作是多方面的。军事剿匪固极重要，然军事之外，还要政治剿匪、经济剿匪、心理剿匪，以至于组织剿匪。如果不然，则军事上虽然得到胜利，而黑暗之政治不能刷新，崩溃之农村不能复兴，共匪煽惑民众之心理不能廓清，亦属徒然”。(42)汪承认民众斗争的根本原因，是黑暗政治及农村的崩溃所致，说明当事者头脑还是清醒的。 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为之积极出谋划策，认为，“国家于用兵之外，同时实不可不以全力除造匪之因，消灭共党所藉以号召之凭藉”。办法即是“尊农”。“共党煽惑之目标为农，而多年在不良行政之下最受苛掠者，亦为农。农民者，勤劳守法绝不易于从匪之人也，而各处共匪之所诱胁赤化者，大多数竟为农。是以根本上去除匪源之道，第一即在去除虐农之政，以尊重农民利益，为全国地方行政之绝对的纲领”。(43)但要国民党现实情况下根本去除虐农之政，尊重农民利益，是办不到的。 1935年7月，当中共领导的陕甘革命斗争迅速发展，中央红军和红25军正在长征北进途中时，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则提出了所谓防共的根本办法。他说，在中国，“共党之基础在农人”，而“山西国民经济已成破产之势，十家九贫，十村九困，在此等情形之下，邪说乱言，最易煽惑，此尚为肤皮之病，非心腹之患。所谓心腹之患者为何，即土地私有是也”。所以在此情况下，“实行井田意义之制度，耕者有其田，使佃农雇农安定化，以消灭其大空隙”。(44)阎锡山只提到心腹之患是土地私有，但怎么实现耕者有其田，他在这里没明说也没有细讲。 9月初，阎锡山在太原演讲中，对其土地政策的设想作了详细阐述，他说“现在防共办法，是要废除土地私有权，树立土地公有制”。阎主张，“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只有将土地权收归公有，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不准出租或私相买卖授受，凡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由地方政府发行无利公债收买，此项公债，以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为担保，这样是以和平的方法，达到平均土地的目的”。阎自认为这一办法最科学，“以快刀斩乱麻，而不使农民受任何的牺牲，只增加富人的税收，减少农民的负担，既无土地集中的弊病，又能限制富人动产的扩张，则土地平均，不受动产不平均的影响，即是无土地集中继起的原因存在”。(45)收买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为公有，地主富农其余的土地是否也归公有？阎没有回答清楚。阎的土地政策前提是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用劳动所得税担保，就是用农民的收入收买地主的土地。而能不能达成和平收买，从国民政府实行二五减租尚且遇到重重阻力来看，其艰难显而易见。 随后，阎锡山发表了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规定“由村公所发行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进一步说明包括地主富农所有的土地收归公有。大纲具体提出，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藉农民耕作。农民耕作年龄定为18岁至58岁，18岁以上分地，58岁即将原领之田交还村公所。如田地不敷村中农民耕作时，由村公所为未得田地之人另筹工作；如田地有余不能耕作时，应将余田报请县政府移民耕种，以调剂别村之无田耕作者。收买土地公债，以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作分年还本之担保。在讨论这份大纲时，就有人提出不少疑问，有人说，以无利公债收买土地，地主岂能乐从。得到的答复是，“无利公债，固不如有利公债地主欢喜，但是反过来看，地主不劳动而剥削，劳动者劳动而被剥削，人应靠劳动而生活，不应靠剥削而生活，不让剥削，正是人类之所当然。”(46)道理很正确，但如果地主都能懂得并能实践这个道理，那就不成其为地主了。10月中旬，蒋介石在出席太原绥靖公署及山西省政府纪念周发表的演讲中，谈到阎锡山提出的土地分配办法时只寥寥数语，在恭维一番后说，如果山西能实行土地村公有成功，“再逐渐推行于全国。推行时，定有困难发生，还有许多疑虑的问题，希望以后要研究清楚。”(47)国民党蒋介石代表着地主阶级利益，要他们触动地主阶级利益，哪怕是一点点利益，也会有“困难”和“疑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