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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18年底，梁启超酝酿近一年的欧游计划终于成行。是月28日，梁启超偕蒋百里、刘子楷、丁在君、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等六人由上海乘日本邮船横滨丸放洋。(36)尽管此行之目的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全面了解西方社会和文化思想，并以此为参考架构重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是梁启超最为期待的目的之一。在临行前晚，梁启超与友人对此有过深入交流，他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37)欧游途中，梁启超随时随地对自己的经历、观察和感想都有所记述，住在巴黎的时候，曾整理出一部份，后题作《欧游心影录节录》，其中《中国人之自觉》一文，尤能见出梁启超在欧游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见解转变之轨迹。(38)身处一战之后满目疮痍的老欧洲，此时的梁启超产生的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而是反思与批判，并以此为契机，力促其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和现实生命力。对其个人而言，这在梁启超思想发展历程之中是一次深刻的大转型，但由于对西方社会的感性体察，由此而产生的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必然是有所偏至，而建立在这种偏至的理解基础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单向考量，也就不可避免地使之遮蔽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所内在的复杂性、局限性，进行更全面、更清醒的评估与反省，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正当蓬勃兴起的大语境之中，梁启超的这番话语与思考就显得有些落寞与孤鸣。1920年3月5日，梁启超抵达上海，宣告历时一年三个月的欧游历程结束。据《年谱》记述，这次归来后，梁启超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重新开始惟用全力从事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和学术著述。(39)梁启超此番所下决心，从他后来的教育与学术作为来看，并没有食言，有《年谱》之记载为证：1920年，仅其所着手的教育与学术事业就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著《墨经校释》和《清代学术概论》书成。(40)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清代学术概论》已是清学研究的经典之作，(41)但学术界对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则关注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墨学的研究，不仅是20世纪墨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份，而且从中还可以读出梁启超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万木草堂之时，梁启超就“好墨子，诵说兼爱、非攻之论。”年龄渐长，仍不改初衷，也曾夫子自道云：“启超幼而好墨，二十年来于兹”。梁启超之所以如此倾心于墨家之学，不仅是因为墨学之“精深博大”、“俊伟而深挚”远非先秦其他学派所能比拟，更重要的是，墨家的“靡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对梁启超具有强烈的人格感召力，其自号“任公”、“兼士”，亦可见其对这种精神与人格的期许。(42)20世纪初，在激烈的反传统声浪中，墨家悄然成为一门显学，许多知识分子都把目光投注于此，潜在地传递着一种共同的精神想象，对墨家精神之追随，梁启超与鲁迅乃至20世纪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深刻的精神相通性，这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值得探究的现象之一。 1921年是梁启超著述较勤的一年，在5月16日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写道：“吾自汝行后，未尝入京，且除就餐外，未尝离书案一步，偶欲治他事，辄为著书之念所夺，故并汝处亦未通书也。”(43)在7月22日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又写道：“吾返家已一年多，又从事著述生涯，自觉其乐无量。”(44)看起来梁启超对这一期间自己的学术生涯，颇有志得意满、乐此不疲的心境。是年秋，梁启超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在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后合集“而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在该书的“自序”中，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撰述缘起及经过均有所叙述：“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45)撰史的意向，仍然念念不忘，成为了梁启超自我鞭策的动力之一。《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在学术思想上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治史的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性。 1922年，是梁启超在“第四期”中参与教育事业最多的年份之一，我们可以根据《年谱》勾划出一份简要的日程表：是年春，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学；4月起，应各学校与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8月初，游济南，讲演于中华教育改进社，是月初旬，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讲演于中国科学社年会，8月31日赴武昌，并讲演于长沙，讲演毕，经河南返天津。10月，著《大乘起信论考证》一书成，同月，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46)梁启超在这十个月之内由北而南，再由东而西，在当时交通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可谓是风尘仆仆，水陆兼程。同年10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编定成书，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对自己两年来的著述与讲学生涯有所叙述：“民国九年春，归自欧洲，重理旧业，除在清华、南开诸校担任功课，及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著述。已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学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编，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半来之精力，尽在是矣。”(47)从这段自叙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这两年半来，梁启超不仅著述甚勤，而且斩获颇丰。11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辑成，盖辑梁启超一年来在各地所作学术讲演而成者，书分一、二、三辑（第一辑、二辑1922年11月出版，第三辑1923年9月出版）。由于讲演具有感性、随兴的特点，所以在《讲演集》中，我们更能看到梁启超人格的坦诚率性的另一面。比如，他在一篇题为《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讲演中就说道：“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东西，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48)或许这里头的话有些夸张，但也颇能读出梁启超学术个性的生机勃勃的另一面。同年冬，梁启超将在东南大学所讲原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讲义，“经整理后，成《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在该书的《自序》中，梁启超详述成书过程：“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毕，略赓前绪而已。秋冬间，讲席移秣陵，为东南大学及法政专门讲此本讲义，且讲且编，起十月二十三日，讫十二月二十日，凡两阅月成。初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分序论、前论、本论、后论之四部，其后论则自汉迄今也。”(49)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阐发先秦政治哲学之余，深赞中国古代哲学之精深博大，并殷殷然以如何发挥而光大之之业期待于将来，并以结论一章专讨论此点，及与西洋现代政治思想之比较问题，他写道：“读以上诸章可知先秦诸哲之学术，其精深博大为何如？夫此所语者，政治思想之一部份耳，他多未及，而其足以牖发吾侪者已如此。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摭拾欧美学说之一鳞一爪，以为抨击之资，动则诬其祖，曰昔之人无闻知。嘻！何其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50)事实上，梁启超这番感慨是有所指涉，在话语的背后存在于一种潜对话的指向，回望当时的文化语境，很显然，此番话语的潜对话，主要是指向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对外来文化的全盘肯定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1923年的梁启超，已不满足于在文化与教育事业方面仅仅扮演着讲演者的角色，仅仅发挥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而试图有一番更大的作为。首先，他开始寻求建立更坚实的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和文化传播基地，1月，他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于天津，并在《为创设文化学院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强调创设文化学院的重要性，文中这样写道：“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学派何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列，磨洗其面目。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进渐将成熟。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鐍之时代，而开采之须用极大劳费。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于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51)这段文字之中，不仅蕴含着梁启超所一贯具有的激情、理想与鼓动性的力量，而且也体现出梁启超开阔宏大的文化视野，它已超越一则启事的意义，是梁启超一篇全新的文化宣言，它全面阐述了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文化理念，对了解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思想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意义的考量，是把它放在“今”与“外”的交织坐标上，这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超越了20世纪初常见的要么激进的西化、要么保守的本土化这一困扰着许多人的悖论性的文化心态。同年3月，梁启超著《陶渊明》一书成，4月1日为该书做短序一篇，并述成书经过，他说道：“客冬养病家居，诵陶集自娱，辄成论陶一篇，陶年谱一篇，陶集考证一篇。更有陶集和定本，以吾所推证者重次其年月，其诗之有史迹可稽者为之解题。但未敢自信，仅将彼三篇布之云尔。”(52)读陶以自遣，不仅读出悠然的心境，更读出梁启超在现实与政治的急风骤雨的间歇，对宁静与安详生活的想象与期待。4、5月，梁启超养病于北京西郊之翠微山，其时曾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为该刊撰《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53)对于这一时期山居生活之心旷神怡，他曾有一段动人的描写：“癸亥长夏，独居翠微山之秘魔岩，每晨尽开轩窗纳山气，在时鸟繁声中作书课一小时许以为常”。(54)7月，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自称“日日编讲义也（正甚得意）。”(55)10月，发起戴东原200周年生日纪念会并撰缘起文一篇，(56)实际上，梁启超从这一年的8月起就投入戴东原研究，有书信为证：“书样寄上，有书复云搏请告以我满脑里都是顾亭林、戴东原，更无余裕管闲事也。”(57)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做成了一件既关乎学术又颇有纪念性意义的事，那就是创办了松坡图书馆。他在《馆记》中写道：“民国五年十一月七日蔡公薨，国人谋所以永其念者，则有松坡图书馆之议。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十二年春，所储中外书既逾十万卷，大总统黄陂黎公命拨北海快雨堂为馆址。于是以后庑奉祀蔡公及护国之役死事诸君子，扩前楹藏书，且供阅览。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万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58)众所周知，蔡松坡是梁启超早年主长沙时务学堂时的门生，与梁启超有着深厚的师弟子之谊。后来，民国四年秋，洪宪帝制问题发生，梁启超辞去参政院，主张绝对反对帝制，由天津至上海，与蔡锷画策入滇，发起护国军，于云南大张讨袁之义旗。(59)在这场反对帝制的运动中，梁启超与蔡锷生死与共，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梁启超对蔡松坡的纪念，已超越彼此之间的师生之情，升华为一种对政治理念的尊重与坚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