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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贾玉树和刑润川两位先生的论文从哲学思辨的高度考察了科学史与历史学两门学科的密切关系，[8]我们认为，从更为现实的角度来看，两门学科也存在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首先，科学与历史的互动性决定了要全面理解历史、科学史，两门学科必须合作、对话。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席泽宗先生认为科学史与历史科学存在互补的关系。[2](P23)一方面，科学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发展的，因此，在科学史研究中应尽可能全面地把握影响科学发展的所有因素。在萨顿(George Sarton)看来，研究科学史甚至有必要扩展到我们所能深刻考察的最早时期直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整个文明史。[9](P90)毫无疑问，历史学在提供科学发展的社会背景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这也是科学史家应向历史学家学习的重要方面之一。另一方面，科学对社会也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比如，科学家特别是杰出的科学家对历史的许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霍尔顿(Gerald Holton)认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取得的巨大科学成就对我们时代的文化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科学方面，而且表现在哲学、艺术、文学等许多方面。[10](P17-135)就这方面而言，显然需要科学史与历史学两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 更进一步，科学对历史学本身直接产生重大影响，许多历史学家也承认这一点，有的还给予了专门的论述。20世纪20年代，李守常(李大钊)就提出科学与史学有较近的关系。[11](P43)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认识到了科学之于史学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影响。比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和近代史学发展史都表明，史学的变化与自然科学的变化、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收集材料、治史方法论、治史风格特征等方面，特别在思维方式上，都能看出自然科学的变化对史学产生的影响。[12]既然如此，科学史的研究则有助于更好地厘清科学知识对历史学的影响。 其次，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对话的必要性。就中国古代科学的特点来说，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讲，所谓‘中国古代科学’压根就不同于西方近现代科学，压根就不适于作纯内史型的理解。”[13](P67)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比如，江晓原先生的名著《天学真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研究案例。作者认为，所谓的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无论就性质还是就功能而论，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而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江晓原先生称之为“天学”，而不是“天文学”。[14](P6) 显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背景的理解和把握，历史学家总体上比科学史家更为全面、准确和深刻。从这方面来看，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具有独特的优势。 再次，需要指出的是，相对西方历史上的科学而言，中国传统科学并不是那么专门化，而是结合具体问题来探讨。就算一般历史学家，在科学史领域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关键还是在于认识问题。 最后，西方学者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西方已有许多历史学家转向了科学史的研究，利用他们的特长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科学史的新思想。比如，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陈民熙指出，针对席文(Nathan Sivin)对中国科学史研究计划的解释，“……对于具有历史学而不是科学的背景进入科学史领域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样一种研究科学史的方法尤为具有吸引力。……在过去20年或30年中，西方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转向了科学史的研究。其中的一些人，例如像玛格丽特·雅各布和詹姆斯·雅各布(Margaret and James Jacobs)，正在对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提出一些重要的新解释。”[15]如果我国的历史学家愿意转向或做一些科学史研究，那么与科学史家的对话与交流便成为一种必然之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