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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的分支学科研究 例如环境史的研究。有人指出，环境史是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环境史的出现，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相对别的学科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更为深刻明显。[26] 在笔者看来，一些环境史的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科学史与环境史的关系。相对其他学科来说，环境史与科学史的关系或许更为独特。要研究环境史，就必须查看历史上的有关环境方面的史料，探讨古代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生长发育等等，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科学史。而且，就我国许多历史学者所从事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来说，也逐渐趋向于环境史的研究。因此，科学史与历史学的对话与交流就显得更为紧迫而重要了。 四、余论：超越李约瑟 李约瑟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那么，在李约瑟之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又将走向何处？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超越李约瑟？ 袁江洋指出，“李约瑟的工作仿佛已成了我们深感必须逾越同时又深感难以逾越的一堵高墙。”他紧接着又指出，“出现这样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李约瑟比我们拥有更多更详实的史料，只能是因为他是从较适当的史学视点出发看问题的。我们对于李约瑟工作中的诸多技术性错误作了大量的订正，但却未能在对中国古代科学的整体把握上超越他。”[13](P68)这个论断可谓一语破的。但是，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历史学、科学史研究中的新方法、新趋势的出现，为我们超越李约瑟提供了一些可能的途径。 其实，早有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转向和对李约瑟的超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小怀特(Jr. Lynn White)指出，“我怀疑，极少有(至少是更年轻的)科学史家在今天还具有李约瑟的那种带有对于在巴洛克时期在欧洲出现的科学风格的全部的信心。……主要的原因是一种对于科学的生态的深刻的兴趣的出现，也就是说，对于在任何阶段和地区的理论科学每样都形成了其总体的与境，以及客观存在怎样由其环境、文化和其他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兴趣。”[27] 也就是说，要想超越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必然要更多地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把科学史研究更好地放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历史与境中展开。从上面的论述我们或许可以乐观地认为，只要我国科学史界与历史学界真正地实现真诚的合作与对话，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超越李约瑟不但可能，而且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