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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话的平台与途径 (一)类似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既然科学史本质上属于历史学科，那么科学史与历史学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共享基本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可以用近年来两个领域的学者共同关注的史学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史学研究中的人文关怀问题。有人指出，人文关怀是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16]与此类似，我国科学史研究者也指出，应在科学史研究中更多地引入人文关怀。[17]从一般意义上讲，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比科学活动中的主体更为宽泛，但科学活动中的主体的历史作用更为显著，可以说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其次，史学中的辉格与反辉格解释。我们可以从国内历史学界探讨史学理论的文章中找到许多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反辉格取向的表述，但很少有人明确地以“辉格”与“反辉格”这样的术语来表述。与此相反，我国科学史界倒是较早地就有人评介历史的辉格与反辉格解释与科学史研究的关系，[18]而且作为基本的科学编史学思想也为科学史界所熟知。就这个方面而言，历史学界或许可以从科学史界得到些许有益的启示。 第三，口述史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口述史作为一种史学理论与方法得到我国历史学界的普遍重视，有一批历史学者从事口述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有人甚至认为口述史引领了史学研究方法在新时期的划时代变革。[19]相对历史学界而言，科学史界的口述史研究则落后一些。虽然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召开了相应的理论研究会[20]，但较为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还很少见，这甚至使得科学史中的一些口述史研究与新闻记者的采访很难有明确的区别。对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科学史可以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启示。 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对话与交流，可以使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家跳出自己研究的领域，形成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甚至促成新的研究成果，从而克服两门学科分离的障碍，培养起对话与交流的自觉意识。可喜的是，有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关注科学编史学，自觉地从中吸取有用的成分，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比如费侠莉的《繁盛之阴》。费侠莉明确表示，她的研究受到了中国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变化——从李约瑟(Joseph Needham)到席文——的启发和鼓励，从而采用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21](P2)从这本引起广泛影响的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学研究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质量与新意的决定性作用，也充分说明了科学史与历史学两门学科在编史学方面进行对话的重要意义。 (二)逐渐趋同的研究取向 一门科学要深入发展，必然要借鉴与参考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仅仅局限于自己研究的狭窄领域，必然会使研究陷入僵化。由于历史学与科学史本质上的相似性，两门学科在研究取向上有某种程度的趋同的走势。比如，二者都借鉴了人类学、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就历史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来说，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了两门学科的关系，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取得了相应的理论与实际研究成果，其中也有中国学者的研究与贡献。[22]国外已有学者利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科学史研究，其中包括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具体的案例研究十分少见。也就是说，国内科学史界应该就这个问题向历史学界请教。 从更大的研究趋势来看，历史学与科学史都朝着整体性、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就历史学来说，整体性社会史的研究是20世纪史学研究的总趋势，中西学者在研究中都日益重视对整体结构的社会历史的研究。[23]从科学史的角度看，也有学者提出未来的科学史研究会超越内史与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区分，走向新的综合。[24]当然，科学史的综合较之历史学而言，后者所综合的因素更为复杂、丰富，也能够为科学史提供有益的启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学的综合不可能面面俱到，均匀着墨，也必须为某一主要目的或方面服务。也就是说，二者在综合的方法与技巧方面必定存在某种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科学的真理性、客观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判，从而呈现出一种带有明显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在这种科学观指导下的科学史研究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相对主义取向。比如，人类学中文化相对主义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在科学史研究中产生的影响[25]，即表现出这一特点。众所周知，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武德(Robin G. Collingwood)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带有强烈相对主义色彩的命题在我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何处理相对主义的问题，是科学史与历史学两门学科共同面对的任务，由此也产生了二者沟通的一条渠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