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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教馆是以“教育”的手段介入基层政权建设的。所谓教育，本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民教馆里的读书识字固然是教育，而其举办闾邻长训练班、保甲长训练班以及旨在训练民众自治能力的诸多地方“公务”也是“教育”，且这些“教育”是围绕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展开的。而这些形式的“教育”活动是如何开展并为政权建设服务的？民教馆在处理这些教育“公务”时，又是如何协调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一)致力于组建以改进会为核心的基层自治团体 1932年前后，江苏民教馆大多在施教区组建了改进会(或称促进会、推进会、协进会等)，开始介入基层政权建设活动。改进会协助政府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权力“缺位”的情形下，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共权威”的角色。 这些改进会大都得到地方士绅的协助，由民教馆直接或间接控制。省立徐州民教馆1932年在坝子街实施区组织市民改进会时，首先拜访镇长刘敬修得到他的支持。继而，馆长赵光涛任筹备会主席，以“改进地方事业”为号召，联络刘敬修、王云耕、朱润芝、朱依仁、刘席忠、彭玉珩、王砚农等地方领袖共同筹备，经过各方努力，于是年6月3日在省立徐州民教馆成立。(36)省立镇江民教馆1930年在范公桥实验区筹备市民改进会时，也注意联络镇长及当地热心公益人士。该馆聘请鲍公宾、潘佑安、刘镜波、何建德、沈廷奎任筹备员，11月2日改进会成立后，“实验区的事业，十有八九多得到他们援助”。(37)省立清江民教馆1933年在北门施教区组建民教协进会，也是“经地方人士，先后连开三次筹备会”(38)，于是年10月20日成立。考察这些改进会不难发现，不仅筹备须依靠地方士绅及民众领袖的力量，成立后，其核心层也大体上成为地方领袖、民教馆的主要职员等。如徐州坝子街市民改进会由馆长赵光涛、镇长刘敬修以及苏企六、朱润芝、蓝仲华、彭玉珩、朱依仁、刘席忠、王汝让等9人担任执行委员，会址设在徐州民教馆。(39)1933年10月18日，省立镇江民教馆在高资镇乡村施教区组建地方事业改进会，“举凡地方领袖及公正人士多罗致入会”(40)，区长王孝贤、镇长王海秋以及吴士源、杨之成、洪培元、丁宝森、彭德曾等7人为执行委员，施教区办事处人员坦言：“本区处于指导地位。”(41)地方领袖、士绅大多被选为改进会的执行委员或常务委员，民教馆在改进会中处于牵头或指导的地位。 改进会的成立还依赖权力机关扶持。民教馆组织改进会需要向县政府、县党部等党政部门报告。1930年4月6日，无锡高长岸实验民教馆组建乡村改进会以后，8月6日将该会简章、会员名单、成立经过、组织机构等情形向无锡县县长孙祖基呈报，请求县政府备案。8月13日，县政府批复准予备案。(42)南通金沙民教馆1934年1月指导组织乡镇改进会时，也曾将具体情形分呈县政府、县党部备案。(43)有些民教馆虽未见于官府备案，然而在筹备期间即与官方有所互动，举行成立大会时也往往邀请县政府、县党部、公安分局等权力部门的代表参加。如徐州坝子街市民改进会成立前夕，馆长赵光涛曾致函时任铜山县县长杨蔚及县党部，诚邀官方派员出席成立大会。6月3日召开成立大会，县党部吴祗尚以及县政府、坝子街警察队等机关的代表应邀参加，吴祗尚并在会上致辞。(44) 在推进地方自治过程中，改进会更是离不开政府机关的支持。1932年5月，省立南京民教馆在大中桥实验区组织地方事业促进会，为了小西门一带的道路维修、下水道疏通及路灯安装等事宜，曾致函南京市政府工务局、社会局及路灯委员会。6月，工务局派工翻修了小西门碎石路面和两旁阴沟，不过路灯一事却迟迟未获解决。(45)1932年5月4日，徐州坝子街市民改进会筹备会曾致函铜山县建设局，指出坝子街区人烟稠密，商业旺盛，但因疏浚黄河旧址之故，由该街区至城之干路中断，“不惟本街居民有望河兴嗟之感，而往来旅客亦将舍坝子街而不由，本街商业固将因此跌落，而奎东路一带之繁荣，因之亦不无影响”。因此该会函请建设局速对坝子街至奎东路一段线路进行测量修筑，架设桥梁，以改善当地交通。5月16日建设局局长李楹至改进会接洽修路事宜，并派员勘察线路。不过，建设局终以“局中经费十分艰窘”为由而搁置。(46)是年9月，改进会转向徐州警备司令部求援，得到警备司令李延年的帮助，派出陆军第9师两个团的士兵与两区民众合作修路。(47) 除改进会外，民教馆还建立了其他自治团体，如青年励志团、少年团、妇女会、救火会、兴国会等，这些自治团体在基层政权建设中也都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是它们都是针对青年、妇女、儿童或者某一事项、行业的“专业性”团体，而改进会则是综合性的，为“地方社会改进活动之动力”(48)，既能罗致民众领袖，又能对之进行政治训练，收协力之效。(49)无锡高长岸民教馆明言，乡村改进会“为全乡最高权力机关”。(50)省立镇江民教馆范公桥实验区市民改进会成立后，“实验区事业十有八九，得该会协助”。(51)当然，对改进会的作用也不能过高估计。南京民教馆大中桥实验区的地方事业促进会就感到“凡有所决议，赖区民协作或遵守者，往往不能执行”。(52)其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难度亦可见一斑。 就江苏范围来看，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团体或机构大多建有改进会等自治组织，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徐公桥实验区内最高权力机关是乡村改进会(53)，江宁实验县设有村里会议、乡镇自治委员会等类似组织。民教馆的改进会与之有何异同？其实，它们所从事的地方自治工作，基本上大同小异，无非筑路修桥、公共卫生、保安消防、风俗改良、调解纠纷、协助选举等。但是深入考察，亦能发现若干不同之处：首先，从建立主体来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由民间力量举办；江宁实验系官府操办，村里会议实际并未举行姑且不论，乡镇自治委员会附设于乡镇公所，人员均由县政府委派，属于挂着“自治”招牌的官办组织(54)；而民教馆的改进会因建立主体的“官民二重性”而必然带来不同于前两者的特质。其次，从实施目标来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以“普及教育，提高娱乐，促进健康，增进经济能力”为宗旨(55)，区内虽也设置教育馆，然侧重识字、娱乐、风俗改良等方面(56)；江宁实验县注重简化自治层级，提高行政效率，强化对地方的统治；民教馆以“力谋民众生活之改进，使能促成地方自治，推行训政工作”为诉求(57)，其改进会之事业虽然繁杂，但着力于推进地方自治以及培养基层领袖。第三，从工作方式来说，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江宁乡镇自治委员会虽也注意宣传教育，但以行政命令为主；民教馆则以宣传教育配合行政手段开展工作。第四，从人员及与政府关系来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由热心公益的村民组成，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疏离，但也正因其民间本色，当事者才不无感慨地说：若“无政治力量的帮助”，“则纵有极少数的热忱改进家，苦心经营极少数的区域，仍是无济于事”(58)；江宁乡镇自治委员会的成员基本由县政府指定；民教馆的改进会注意吸纳区长、乡镇长以及有声望的民众领袖，成为国家权力通过行政资源与民间力量相整合的方式渗入地方社会的一种新形式。 学界一般认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公共权威是民间自治机构和其他民间组织。(59)但是，上述讨论似乎说明，民国时期，纯粹民间自治组织未必能很好地担当“公共权威”角色，倒是民教馆改进会这样“亦官亦民”的自治组织，在地方自治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二)协助选举基层领袖，推动基层权力重组 国民政府建立后，面对民初以来社会秩序失范的情形，建立中央集权、重构基层统治秩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费孝通曾精辟地指出：“中央集权并不是说地方上的事由中央代办，真正做地方上事务的还是地方上的人”，只是“中央不信托原有在地方上办事的人，而要自己去挑选执行法令的人”。(60)在重构基层统治秩序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借助民教馆这样的社会教育机构，在行政的监控下，协助选举“素孚乡望”、“热心任事”的基层领袖，推动基层权力结构的重组。1935年3月，江苏省政府函复省党部时，曾提出可由民教馆职员等基层教职员、公务人员兼任保甲长。(61)不过这种情形似不多见。20世纪30年代前期，江苏民教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协助当局选举闾邻长、保甲长、乡镇长。虽然当时在许多地方，基层领袖的选举实际上并未真正施行，更多时候还是由区长或乡镇长指定；而区公所办事拖沓延误选举(62)，或当选后辞不就职者也不在少数。(63)在吴县，乡镇长“半为拉弄而来，半为钻营而来”，“染有恶嗜者十居三四”。(64)不过，在一些民教馆的施教区，选举基层领袖的工作似乎有声有色。 1933年2月，省立徐州民教馆将坝子街实施区分为30闾154邻，组织民众选举出闾邻长，报镇公所转县政府备案。(65)3月5日，闾邻长齐聚省立徐州民教馆，参加宣誓就职仪式，铜山县政府、区公所、区警察队等机关代表，以及市民改进会全体执委、河北镇镇长及民众等200余人出席了典礼，镇长刘静修主持仪式，县政府代表给闾邻长颁发了证章。(66)同年4月初，该馆下淀实施区也开始选举各村闾邻长，并很快选举完毕。(67)25日，下淀实施区各村闾邻长，亦在该区办事处大会堂举行了宣誓就职典礼，由下淀乡乡长主持仪式，八里乡乡长监督宣誓。(68)从上述比较隆重的宣誓就职典礼可见，在民教馆的操办下，县、区及乡镇机关对选举相当重视。 1934年春，江苏省推行保甲制度后，4月，省立徐州民教馆实施区即协助区公所举行了保甲长选举。(69)在徐州坝子街实施区，初次编组保甲时，由于甲长未选出者较多，还有选出而实际未能出任或不能胜任者，于是在同年9月由该馆会同区公所职员及镇长，分赴各保，实行补选及改选，共改选保长二人，补选及改选甲长数十人。(70) 江苏民教馆还协助政府选举乡镇长。如镇江县高资区分高南、高北二镇，1933年秋，镇长任期届满，区公所通令选举，省立镇江民教馆积极予以协助。在民教馆职员的指导下，高资区两镇的居民选出了热心地方事务的镇长。(71) 当然，基层领袖选举也遇到各种困难。其中选举拖沓的情形较为普遍。吴县推选闾邻长，直至1932年初，“依法办竣者尚不多觏”(72)；江都区各县保甲于1934年11月即已施行，然至次年5月，泰县的有些乡尚未选出新乡长，只好请旧乡长代为办理。(73)时人也观察到，即便选举了基层领袖，奈何“乡镇长负责者少，保甲长辞职者多”(74)，更有甚者，有的被选为乡镇长以后，“对于乡镇内人民，每颐指而气使；对于乡镇内办事，每独断而独行”。(75)吴县士绅注意到，“每逢乡镇长选举，则纠纷叠起，人言啧啧”。(76)不过，由于民教馆对选举之事相当投入，选举过程亦获得县政府、区公所、乡镇公所的支持，再配以对基层领袖的训练活动，从而比较有效地推动了其施教区范围内的基层权力的重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