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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闲暇娱乐——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 近代以降，工业化生产体系将个体的职业生活与闲暇生活割裂开来。18世纪的欧洲，个体的居住场所与工作场所产生了空间分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是对劳动者的异化。异化意味着个体创造性与自我价值成就感的丧失。它意味着，人们必须在工作之外寻找对它们来说有价值的东西。闲暇生活的意义由此产生。19世纪以降，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日益注重工作以外的闲暇生活，度假、旅游等被视作象征个体社会身份的生活方式广为提倡。工作和闲暇的循环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自我形象：以工作为基础的日常形象，以及以闲暇为基础的假日形象(34)。尽管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知识分子对职业生活给予道德层面的肯定，但他们另一方面也开始大量关注闲暇娱乐，并写下许多探讨闲暇娱乐生活的文字。通过将闲暇娱乐视作职业工作的调剂与补充，是恢复职业工作状态的手段，知识分子赋予娱乐生活以正面意义： 以娱乐之精神作业，则于作业之效率可增；以作业至闲暇娱乐，则于身心之健康有益(35)。娱乐也是日常生活上所必须有的，因为人们一天到晚工作，精神终觉得不济，要恢复这不济的精神，就不得不求之于娱乐。所以娱乐是舒畅身心，恢复工作疲劳的一种活动。而娱乐的方法，绝不是现在社会上所谓赌博游荡嫖妓等等。这种娱乐非惟无益于身心，并且会变成罪恶，阻碍社会生活的进步，当极力的禁止才是(36)。倘是一天到晚，俯首帖耳，不住的做那死的工作，一则你要感到乏味，一则你身心上受着很大的影响。所以“工作”“休息”“娱乐”，是要调和联合做的，那末你的生活便感到愉快了(37)。我认定娱乐的宗旨，是休养我们的精神，使身心得著安慰的。每天五六点钟工作之后，若不寻些方法来娱乐娱乐，岂非有意与生命作对头么(38)？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阅读、种植花木等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闲情雅好。民国时期的知识群体尽管生活在现代城市，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继承了文人士大夫的雅好传统。在他们看来，阅读书报、种植花木、聆听音乐不但是应当发扬之日常闲暇娱乐生活，且有助于抵制现代社会职业分工所产生的个体疲劳感，排遣悲观消极的情绪。“好的娱乐可以调和工作的疲劳，可以平准身心的发达，没有娱乐的人身心没有寄托，遇到失意烦闷就容易悲观消极，遇到有极强吸引力的外慕，就容易被诱惑，是非常危险的”(39)。 知识分子强调音乐与影视戏剧不但应当具有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还应当代表国家与民族之精神，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 闲暇时间的利用，却是我们生活上一个公共的重要问题……救济上述种种缺憾的方法，我想只有正当的娱乐(音乐、戏剧和影片等等)，而尤以音乐为重要。因为“弦歌之声”，足以代表一国民族的精神。我们生活上所最缺乏的，恐怕就是一种足以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音乐罢(40)。影戏。影戏能改移习俗，能导人向善，工余得此，亦可稍得安慰(41)。影戏。世界上最重的宣传品，能得人景仰，可以教人时而痛哭流泪，时而鼓舞欢腾，感着不少的兴趣，和无穷的滋味，就是那惟妙惟肖的影片。他不但有以上的功劳，并且用传播文化的使命，可以教人增长智识和阅历，不过有时为经济所窘迫，或者恐怕目力的损坏，只可暂不可久(42)。黄金麟指出，清末民初的身体有着浓厚的使命化发展趋向。在国力、国权成为主要价值所在的情况下，身体的欲望成为首先需要节制的对象，其次则是对身体机能进行一个军事化调养和规格化的调教，希望以此来达到重振国权与国力的目的(43)。知识分子在闲暇生活的提倡中也高呼通过适当的运动达到强身健体，增进国民体质的重要性： 我们业余消遣的第一要点，是要使身体的动作有变化，活泼，呼吸的空气要新鲜。顶简单的，便是到空旷地方或公园里去散步……或者嫌散步少变化，太单调，便可以到公共体育场里去游戏，春秋天，打网球，冬季玩足球或篮球(44)。我国人对于运动一项，素来是不注重的，所以身体衰弱的人居多数，外国人甚至讥笑我国为病夫国。欲洗此奇辱，非极力提倡运动，创立公共运动场，组织拳术研究所等不可。每天早晨起身时，可往空气新鲜的地方，吸些新鲜空气，把全身运动一下。照这样做下去，既得着正当的娱乐方法，又可使身体日就强健，一雪奇辱，真所谓一举两得了(45)。运动的方法很多，其中最好的，可算是游泳；因为各部俱要动作，俱可发达，像肺部退补，筋肉，俱日有进步，最易行的，就是枱球，可以练目力和身心，其拍球之迅速，有神出鬼没之能(46)。肇始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旅游之风一方面缘于明代中后期政治的衰败给士大夫带来投身仕途的挫败感，他们转而寄情于山水自然；另一方面缘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转变加之政府对人口流动管制的放松。在西方，同样兴起一股对旅游这一闲暇生活的向往。在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新的劳动分工造就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地景：工业生产的景观被理性、算计、利润和效率充斥，另一种却是消闲、沉思和浪漫的新景观——消费的景观(47)。19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渐意识到，宁静有益的大自然可以弥补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人们造成的伤害(48)。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大自然——这种人类重新创造的景观——被赋予与所有定义为非自然的东西相对立的特征(49)。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知识分子认为旅游是闲暇娱乐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承袭的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的重新发现。他们笔下的旅游，充满了对新鲜、自然、跋涉探险的向往： 游历的可乐处，是不曾看过听过的事事物，都好像得接于耳，触于目。人生天地间，硬被“空”“时”支配，宝贵的现在，无法捉住他；过去和未来，只能于想象中画卷里得之，已是莫大的憾事了。空间虽广袤，值此交通大便利，什么所在，都可走遍，限我的空间，颇得而控制之(50)。 游历。我们住在城市中，日相接触的，就是那轧轧的机声，和嘈杂的人声；一旦踏进自然界里去，看着巍巍的高山，空中悬挂的瀑布，川流不息的大睡，波涛汹涌的狂澜，和那远树深密的茂林，蔚蓝的天色，时时刻刻的变化着，心中生出无限的快感，和精神上的乐趣，所谓只可自会，不可言喻(51)。 以生产与传播知识为业的知识分子，对阅读也不遗余力地提倡。在他们看来，作为闲暇娱乐的阅读，能够任由自己的兴趣驱使，并调动激发丰富的想象力，获得别样的生活体验： 本年秋初，我计划把读书做我未来六个月间的娱乐，预拟读完七八十种书，大部分须注意在专门一个问题的研究，其余可以任性所适的阅读，试行三个月，觉得有目的的阅读，实在可以消遣无聊的岁月，换得精神的慰藉，至于自由阅读，正可以调剂他的单纯和枯索。有人说读书不是娱乐，我的答语是：凡是能投合自己性好的动作，而有吸收业务余暇，排除纷杂情绪，约束闲散身心，调和工作疲劳的能力的，都是娱乐(52)。 读小说可乐处，是我所希望而又明知无望的事情，都可于读小说的中间达到，我所想象或者想象不到的事情，又可于读小说的中间浮现，这是何等难得的奇迹啊！读好小说能使人生痛苦顿失所在，读好小说，能使人间龌龊潜伏无踪，这又是何等玄妙的慰情啊(53)！席美尔笔下的日常生活由一系列断裂的碎片拼凑而成。19世纪的柏林充满了“在传统的和现代的生活节奏之间的各种紧张”(54)。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城市，许多知识分子每天的大量时间不得不用于工作与生计。对他们而言，被紧密生活节奏切割的闲暇片断因稀少而更显宝贵。他们提倡从日益切割与碎片化的时间安排中享受片刻的闲暇： 我所缺乏的是闲暇。我渴望着闲暇。正如有闲的少爷们和太太们坐在家里常觉得没有什么消遣的那般无聊……可是我还能偷偷地捉到一点闲暇，那是在车上和床上。车是那样的不快不慢地走着的……我或者是仰着头，无目的地注视着前面，想些平时不容我去想的念头……在床上读一点书，不论是短的一段，或者长得使我读不了，反正是我爱读的几本书，是再愉快也没有的了。一天的事，到了这个时候，应该算是完了。 这是我最自由的时候……这样的闲暇，虽然一天只有几十分钟，但也很够我享受了……我很宝贵这一点点的闲暇，因为在那些时候，我才回复到我自己(55)！凡勃伦指出，有闲阶级生活的主要特征是明显地不参加一切有实用的工作(56)。“有闲”的既有成就所表现的大都是“非物质”式的产物。这类出于既有的有闲的非物质迹象是一些准学术性的或准艺术性的成就和并不直接有助于人类生活进步的一些处理方式方法方面及琐细事物方面的知识(57)。可以看出，阅读书报、种植花草、影视戏剧、逛公园、旅游、体育锻炼等，是知识分子极力提倡的几种主要的闲暇娱乐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这些生活方式由于脱离了日常生计的范畴，因而不但成为职业工作的调剂与补充，并且营造出一个陶冶性情、提高修养、有益身心的精神世界。“我以为精神上娱乐，是舒畅胸襟，扩大眼界的，比较物质上娱乐，尤为切要”(58)。为了与市井民众旨在满足声色之欲的闲暇娱乐方式相区隔，知识分子一面将其指斥为不正当、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面标榜闲暇生活应具有高尚的风格： 休养须有高尚意味：休养虽以舒脑力或体力之疲劳为主，然休养或娱乐之方法，终以不丧德败行，而能引起高尚之德性与意味者为要。可以强健筋肉者，如骑射，游泳，栽植，垂钓等种种户外运动，可以陶情悦性者，如乐歌，咏读，书画等种种室内消遣。其能就业余时间之长短一行之者：如体操，柔术等；其他：如野宴，蹴球……等等团体游戏。于健身外，更能发展群性与合作精神，若跳舞，若抹牌，若饮酒，若消磨时光于有伤风化之剧场与游戏场，恣情纵欲，非吾之所谓休养也(59)。 普通一般人往往到了没事的时候，便要做不正当的生活了。这是一般人不知利用休闲去做休闲生活的缘故。譬如到了余暇时候，约了几位朋友，谈谈时事，研究学术；或围棋一局，丝竹一曲，间或步行郊野，观赏自然风景，山明水秀，柳绿花红，鸟鸣兽啼，何等幽雅，何等快乐(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