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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是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既往的研究都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的层面。本文着重由官方角度考察这段时期统治者在制定国家策略的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医学的知识体系和卫生体制改善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创建能够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医疗培养机制和健康计划,逐步完成中国本土医学模式的“卫生之道”。20世纪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外国医学发展的多种方向,同一时空下多种外国医学模式并存:日本模式、英美模式和南斯拉夫体系,以及英美派、德日派和法比派等学术派别。本文旨在分析当局者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纳哪种技术和方式,借鉴何种教育和卫生管理体制,并揭示出执政者为协调各方的政治目的和学术利益而做出某种妥协,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亦是个卫生政治化的过程。 【关键词】卫生之道;医学知识体系;英美派;德日派;法比派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091—12 敝国内地人民于卫生之道不知注意研究,殊不知国家之强盛,全侍有精壮强干之国民,故必须注意卫生。全赖诸位热心劝导,使研究卫生之道者,日益发达。又内地之穷民妇孺颇有仗贵教会之保护抚育,并授以文明知识者。此贵教会之大有益于我国者也……尤有所望于诸位者即回去后,仍如昔之热心劝导保护敝国人民,俾将来皆成为强壮文明之国民。 这是1913年1月15日袁世凯在北京接见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 外国医生代表时所致的答辞。①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言辞代表中国官方对外国医生的肯定。我们从中至少可提炼出两个信息:一、卫生之道是国民强健的根本,而强壮的国民是国家文明的表征;二、外国医生可以保护引导我国人民,使之成为强壮文明的人。然而,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医业视为低等技艺的常识是背离的。《礼记·王制》:“凡持技以事上者,史、射、医、卜及百工”,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一般都不屑于为医。如今,卫生和医生的地位被统治者提升到关乎民族存亡与国家道德文明的高度,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现象,只是让袁世凯信服的“卫生”之道并不完全是中国传统语境下“护卫生命”的技术,而是中国人不懂的一套知识体系。 这个知识体系来自外国,即本文所要讨论的西医体系,被称作“新医”或“西医”。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在广东地区开展医疗活动始,至袁世凯接见博医会成员,算起来近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对于这门外来知识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末起,由“医学”与“传教”角度切入,学者们深入探讨过西方医学传入对近代中国医学学科建制和卫生概念的产生以及近代思想文化史发展的影响。近十年在“卫生”与“疾病”的新名词下所进行的学术思考更是成绩斐然。②研究视阈由医疗史、卫生史拓展至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概念史) 等领域,内容涉及医疗、防疫检疫、公共卫生、卫生行政、医学教育以及诸如妇婴卫生、护理学、传染病、城市卫生、乡村卫生保健、食品卫生等专题。此外,在全球史、性别史和社会生活史的框架下,我们亦能发现诸多与近代医疗卫生史相关的研究题目,近代医疗卫生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正将西方医学在华传播和确立的研究推向精细深层次,由多领域多侧面展现西方医学在中国近现代进程中产生的科学与文化影响。如果细究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大都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的层面,即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本土传播、学科建立和制度创建的历程,本土和中医界由此产生的回应,并由此导致西方医学传教士态度的转变,③一概在冲突、调适和反应的框架下展开历史叙述。在这样的定势下,有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为近代医疗体系中包含医学科学知识和卫生管理体制两个方面,它涉及到国家健康策略与人民的生命保障计划,因而中国西医学体系框架的最后决策者应当是国家的统治者,既不可能是传播者,也未必完全由接受者决定。这点医学传教士非常清楚,经过一百余年的努力,尽管对中国医学的批判竭尽能事,但终难进入国家医疗体系,这也是本文开头所引博医会需要拜会大总统以获取支持的缘由了。 从时间考察,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是在晚清至民国期间,其间的确存在过一段选择与纷争的历史,袁世凯在就任总统前便已作过选择。④虽然既往研究没有专门从此角度思考过此问题,但相关研究在诸如地方卫生行政建设、留学生对医疗卫生制度的影响等方面作过探索,代表作品有樊波、梁峻、袁国铭等人《浅析中华民国中央卫生行政机构之嬗递》、⑤文庠《民国时期中央卫生行政组织的历史考察》、⑥杜丽红《近代北京公共行政的建立》、⑦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杨红星《留美医学生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⑧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⑨此外,还有魏洲阳《上海英美派高等医学教育研究:以圣约翰大学医学教育为中心(1896—1952)》、⑩慕景强《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11)和夏媛媛从医学学术流派纷争与医学教育角度的研究。(12)日本学者饭岛涉曾以北京为例对“国家卫生”有过探讨。(13)但目前的研究路径似乎很少从决策者的层面探讨中国走什么样的“卫生之道”、如何走的问题。本文由官方角度考察这段时期统治者在制定国家策略的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医学的知识体系和卫生体制改善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创建能够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医疗培养机制和健康计划,即“卫生之道”。本文借用袁世凯的“卫生之道”说法,旨在分析当局者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纳哪种技术和方式,借鉴何种教育和卫生管理体制,最后创建怎样的知识体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大总统接见博医会外国医士答辞》,China Medical Journal (CMJ),Vol.27,No.1 (January 1913),p.91。 ②路彩霞:《近十余年大陆晚清民国医疗卫生史研究综述》,陈锋主编《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卷中详细记述;台湾学者的研究可参考李尚仁编《帝国与现代医学》,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版,其中收入台湾与日本学者代表研究作品;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收入近年的研究代表作。 ③代表著作有: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北京中医药》2011年第2期。 ⑥《中华医史杂志》2008年第4期。 ⑦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山大学历史系2007年。 ⑧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历史系2006年。 ⑨《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 ⑩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历史系2011年。 (11)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 (12)夏媛媛、张大庆:《民国时期的医派纷争与殖民现代性》,http: / /she - zhang. com/Web /Article /Show. aspx? id = 511。 (13)饭岛涉:《近代北京公共卫生之考察——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卫生”》,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