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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方卫生之道:日本模式 最早将外国医学传入中国的是英美传教士,医学校是医学传播的主要渠道,中文医学教科书和学校教师是重要的媒介,教会亦送华人去欧美学习医学。传教士通过医院、少量的中文书籍和媒体介绍西医的科学知识。在19世纪末期,至少中国士大夫和新锐政治家在思想中已认同卫生是国家强壮之道,倡导兴医学以达强国保种的目的。1900年前,中国西医教育完全由欧美教会掌控,共计有西医学堂八所,其中七所为欧美教会所办,唯有一所国立医学堂天津医学堂(1893年),其前身亦是伦敦会教会医院。 这个局面在20世纪初发生转变,大前提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全面倒向仿效东洋,在医学领域表现为:一是学习的途径由欧美转道日本,在大批赴日的留学生中有不少是医学生,1907年医学生至少有127人。① 二、传播者的群体中出现了日本医生和日文西医译著。②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建立陆军医学堂,采纳日式教学体制,聘请日本军医正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自此中国医学堂开始出现日本教习。变化的结果导致新格局的形成:一是传播的主导者由外国教会转为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即中国医生(中医和西医)、留学生和知识分子替代医学传教士担当医学传播的主体,外国医学由中国人被动接受,到主动引进、有选择地采纳,经历了一个主体角色转换的过程。二是因主导者的角色转化,医学知识传播逐步远离传教的目的,以建立强壮文明国家的新目标取而代之。国家建设的需求可以为医学传播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也必定会主导医学模式创建的方向,医学模式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表述了中国医学的政治性。确切地说,20世纪外国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变异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展开的,表现为模仿何种教育制度和卫生体制,官方最初选择的是仿效日本模式,西医知识在华由“传”进入“学”的阶段。 1900年后,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的教育改革成为推行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预科)分三类,第三类为医科大学预科。1904年清学部颁布大学堂章程,“所列各科,大抵与日本医科大学及专门学校章程相同”。③学制四年,课程设制几乎与帝国大学医学院相差无几,④但不设解剖学与组织学,此法遭社会诟病,认为既然学日本,为何不彻底学习。⑤京师大学堂医学堂聘请曾在上海东文学堂(日式学校)学习医学的丁福保担任医学堂生理教习。1909年,丁福保奉两江总督之命赴日本调查“日本之各科医学及明治初年改革医学之阶级与日人所录用之中药,以及一切医学堂、医院之规则课程”。⑥丁福保在日本参观帝国医科大学和北里柴三郎的传染病研究所,回国后撰文介绍日本医学校学制、医院规章和医生考核制度,⑦提出改良中国医学必须借鉴日本的经验,并以为“假道日本较欧美为便”。⑧丁福保本人更是投入巨大精力从事日文医著的翻译工作,他一生翻译编写医学著作近百部,其中有教科书、学术专著,但其影响最大的是医学科普著作。《丁氏丛书》风靡一时,成为国人接受西医知识的重要来源。⑨如果说19世纪起遍布全国的教会医院和诊所让中国百姓体会到西医的某种神奇性,那么,20世纪初由丁福保领衔译自日文的疾病、细菌、生理和卫生知识的系列书籍,让中国知识界和医学界明白了西医科学的真谛,“欲强其国,务强其民,欲强其民,务强其身,请自卫生始”。⑩此处的“卫生”一词是英语“Hygiene”的日文译文,与中文意义上保护生命的“卫生”已有一定距离。(11)20世纪初,日语“卫生”成为中国士大夫政论中的常用词,可视作是日本医学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表征。此一文化现象学界已有出色研究和成果,不再赘述。(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医药学会:《留学生日本医药学校同人姓名调查表》,《医药学报》1907年第6期,第1—4页。 ②实藤惠秀(Keishu Saneto):《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國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Tōkyō:Kuroshio Shuppan,1960),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页。 ③《医科大学章程商榷》,《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1905年8月28日)。 ④中国课程是29门,日本帝国大学课程是设32个讲座。两者相比较,中国未设解剖学、齿科学、病理解剖学、整开外科和药品制造,增设中国医学、胎生学和霉菌学为日本所无。《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章程》,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辑上册,第789—790页;朱有:《日本学制》,《中华教育界》1932年第1期,第23页。 ⑤《医科大学章程商榷》,《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1905年8月28日)。 ⑥丁福保:《畴隐居士学术史》,上海诂林精舍出版社1949年版,第167—168页。 ⑦丁福保:《日本医学记》,《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1期。 ⑧丁福保:《畴隐居士学术史》,第167—168页。 ⑨牛亚华:《丁福保与近代中日医学交流》,《中国科技史料》2004年第4期。 ⑩吴兑:《卫生新论》,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版,第44—45页。 (11)关于“卫生”一词的传统意义与现代释义以及日本的翻译研究,详见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国天津2006年。 (12)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200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