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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说因为政治、语言与文化的原因,中国一边倒地向日本学习,无可厚非。然而,由专业角度思考,新学制规定学医必以德语为第一语言,还要兼学拉丁语,日本模式似乎并无多大优势。至1903年新学制颁布时,西医在华教育的拓荒者和创建者——欧美教会在华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医学教育积累与铺垫,医学传教士大多有医学教育实践经验。对此日本几乎没有经验与积累。1911年前,中国的西式医学校计31所,其中教会医学校22所,占70%,其中有些学校在中国本土经营相当成功,且有长久的历史,比如嘉约翰的博济医学堂。①日式医学学堂五所,其中四所日式学校均是国立、省立或中国私立学校,唯一一所日本人的南满医学堂建于1911年。②19世纪80年代博医会成立,医学教育是其重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因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欧美医学堂都较日本学堂略胜一筹,值得借鉴。 问题是,为何献策者和决策者都决定选择日本模式? 1901年前后,博医会已发现医学教育在中国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相信通过培养中国学生,可以改善中国医疗环境,为基督教传播创造更大的可能。③为此,博医会一直商讨医学教育应当用中文还是英文、学校应该培养医学生还是助手等技术性问题。④而在中国主张维新或是改良的士大夫的理解中,医学教育是作为大学结构的一个组织部分存在,创建医学堂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进行的一步棋。教会医学教育目的与晚清官方的目标有本质的差别,一个是“西艺”,一个“西政”。⑤前者还停留在改进技术的层面,目光仅囿于教会医学领域,追求医学专业的进步,阐述医学的科学性。后者的医学教育服务于政治目的,与国家政体建设相关,是一种政治结构中的概念。因而,国家的需求决定了医学教育体制的选择,无疑,它在相当程度上表述了中国医学的政治性。一则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是,1898年至1911年至少有12部日本学制和教育法规的中文译本出版。⑥《教育世界》在1901至1903年刊有日本教育规程97篇,都是清学部制定学制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博医会关于教育的主张仅发表在英文版的《博医会报》上,几无中文论著。显然,博医会还未做好医学为国家服务的准备,教会医学校模式落选晚清新政的结果是必然的。相反,日本教育学界却积极准备替代欧美传教士:“我国教育专家陆续前往中国,以开发清国为己任,传教士等几十年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能在一二年之内做到。”⑦于是大批日本教习出现在中国医学堂,1909年在华日本医学教习多达50人。⑧1915年美国洛氏基金会在华调查时发现,除了北洋医学堂和广东的光华医学校,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医学校几乎都受之于日本影响,他们的职员要么是在日本受过教育,要么是日本教习。⑨欧美传教士和医生垄断西医传播与医疗事业经营的时代就此终结。 中国官方选择仿效日本模式还有一个重要考量。在考察西方教育制度之后,晚清大臣发现“西洋各国学堂,于医学最为专重,而德国尤号致精,日本医学多取资于德”。在医学体制选择上,晚清官员是有明确认识的,他们选的是西方模式,但不是医学传教士传播的英美医学模式,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德国医学。模仿日本无非是因为日本取资于德国,日本体系实质是德国体系。1903年的学制规定德语修13个钟点,英语或法语修4个钟点,强调进入医学大学必须学习德语。1904年学制将德语作为第一外国语。即使学部明确以日本为学习模式,还是有学者认为学制是日本最差,教科书是德国最优,医学预科“必补习德文”,甚至“须添习拉丁文一门,盖西文中医学及化学名词,均用拉丁文故也”。⑩陆费逵更批评说模仿日本是政治家的主张。(11)1911年,浙江巡抚增韫奏请仿“德国医学制度,并参与东西各国成法订定科目章程”,创办省城高等医学堂。(12)转道日本学医的目的是清晰的,模仿德国医学,至少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可以与英美教会医学体系相抗衡的中国式的西医体系。当然,德国医学要成为中国直接仿效的医学模式,条件并不成熟,尽管它具备学术上的优势,但与英美体系相比,它没有医学传教士的半个世纪的历史积累,既未确立社会认知度,亦未创建知识传承的学术基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嘉约翰(John Kerr,1824—1901),美国医学传教士。1866年他在广州创办的博济医学堂是一所教会医学专业学校,也是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1879年,博济医学堂改名为博济医院南华医学校。1936年,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现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②根据《中国西医高等院校设校年表统计》,李经纬、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411页。 ③H.T.Whitney,“Chinese Medical Education,”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CMMJ),Vol.15,No.3( Sept.1901),pp.195—199. ④Editorial,“Medical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CMMJ,Vol.15,No.3 (Sept.1901),p.217. ⑤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190页。 ⑥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⑦《嘉纳氏的清国教育谈》,《教育界》1902年第1号。 ⑧吉野作造:《在清国服务之日本教师》,《国家学会杂志》第23卷第5号(明治42年5月)。 ⑨China Medical Commission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Medicine in China,New York,1914,p.8. ⑩《光绪二十九年(1903)管学大臣张(百熙)遵旨议奏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次第兴办学堂折》,《政艺丛书·政书通辑》卷2,转引自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 辑上册,第67页。 (11)陆费逵:《论各国教科书》,转引自陈元晖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5—881页。 (12)《政治官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911年1月12日)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号,折奏类,第7—8页,转引自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