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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医学模式与政治之卫生化 若将明治年间日本卫生行政制度和上海工部局、天津租界都统衙门时期的卫生行政规则作比较,不难发现,清末民初制定的中央卫生体制是借鉴多国模式,将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卫生监管制度中适合中国社会和城市管理的内容和制度或沿用、或增添。值得注意的是,在卫生行政组织方面,日本在比较欧洲各国卫生制度之后,倾向英国模式。①中国最早建立的卫生行政机构是1863 年上海工部局设立的卫生机构,由英国医生负责,逐步建立公共卫生机构,先后设置隔离医院、性病医院、预防接种站等,制订护士守则,卫生事业扩大到医疗、防疫、性病防治、环境卫生、食品卫生、监狱卫生等方面。而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官方卫生局的前身——天津都统衙门卫生局隶属八国联军组成的天津临时政府,由法国军医和日本军医负责,行政职责包括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疾病防控、卫生统计、卫生检疫、水质检测、妓女体检、饮食卫生、死亡统计及埋葬、疫苗接种、公墓建设。②1902年袁世凯接管后,请原卫生局长法国军医G.Mesny 担当顾问,保留原来一些卫生政策,如街道清洁制度、垃圾秽物处理办法、水质检测、卫生检验制度等;亦受日本影响将原先有成效的办法取消,比如妓女体检和坟茔墓地管理,③直到民国成立再次恢复。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留英学生、孙中山的秘书和私人医生林文庆为第一任卫生司长,1913年卫生司改为内务部警保司卫生科,下分四科,分别负责:一、卫生组织管理、城市街道卫生处理、贫民卫生事项;二、卫生传染病、防疫和检疫;三、医院、医师、产婆与药剂师管理;四、药物、药商与食品清洁与卫生管理。④显然,它与日本明治时期保健课和防疫课两制的卫生结构有所不同,⑤日本的四课制直到大正十三年(1921年)才调整完成。⑥ 因而,尽管袁世凯政府和民国初年的卫生系统多由日式医生主持,其组织结构和卫生政策并不完全是日式的。引人注目的是卫生科第一科还负责“卫生书报审查制度”、第四科增添了“禁烟事项”,此两类卫生制度从未见于日本或英国卫生规则中,后者是试图改善中国的健康环境而制定的规则,但前者就显示出中国“卫生政治化”的传统特征了,舆论控制、强调统治者在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的权威性这一做法,是中国传统中文化专制的必然结果,即使帝制结束了,但文化统治和思想禁锢的传统未必能随之根除。在中国卫生行政体制确立的进程中,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国家医药资源的思想被置于首位,⑦所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卫生政治在西方找到了学理上的依据和政治上的支持。伍连德批评清末民初采日本方式,将卫生行政执掌于警吏之手,没有专门的卫生管理部门,致使中国卫生建设不能与欧美相比。伍连德以为美国的卫生管理模式可资仿照。⑧ 1927年北伐战争刚结束,协和医学院教授兰安生(John B.Grant)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授意下,建议时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颜福庆向民国政府提出建立卫生部以统一管理国家的卫生、医药资源。1914年美国洛氏基金会成立投资中国医疗事业的美国中华医学会(CMB),自1915年起投入大量资金办协和医院,并资助各地教会医院和医学院发展,试图建立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和医疗体系。⑨美国中华医学会委派兰安生负责在协和医学院创建公共卫生系,推广公共卫生概念。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的颜福庆深受博医会欣赏,因家族关系他在民国政府中有着深厚人脉。美国中华医学会选择走他的道路是英美医学派企图影响中国卫生管理体制的策略之一。⑩颜福庆的建议获得孙科和宋子文的赞赏,并应孙科之邀起草了卫生部大纲。（11） 与此同时,德国柏林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生胡定安亦向民国政府提出《中国卫生行政设施计划》,以为由中国经济财政困难的现状考虑,中国不适合采纳美式的多层次的下属结构,这需要有经济实力支撑,建议吸纳英、美、法、德等卫生行政管理经验,构建中国卫生体制。（12）胡定安的支持者是陈果夫和谭延闿。而时任北京卫生局长的黄子方是日系派人士,在民国政府成立之际不失时机地提出他的卫生建议。（13） 1927年到1928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各学派竞相出场,纷纷提交各自的卫生管理和发展国家健康之道的建议。他们在各政治大佬间进行游说,获取支持;同时在舆论上推出“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的论调,“吾党政府,晓然知社会卫生为现在政治之急务,将以此意倡导民众。使民之解,以共策国族”。（14）1928年卫生部成立,由冯玉祥的亲信薛笃弼就任第一任部长,这是蒋介石与冯玉祥妥协的结果,颜福庆落选。兰安生通过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关系,推荐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当选卫生部副部长,（15）掌握卫生部的实际大权。民国卫生部长的人选不仅是医学界各学派之间的势力角逐、国际势力参与的结果,而且也成为蒋介石为保持新政府的稳定、在各军阀间施行平衡策略的棋子。综观民国卫生部的成立,其本身就是中国政治之卫生化的最佳注脚,这样的开始注定中国现代化的卫生道路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相互制约中推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小野芳朗:《清潔の近代:衛生唱歌から抗菌グツズヘ》,讲谈社1997年版,第110页。 ②任云兰:《都统衙门时期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初探》,《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关于民国天津卫生行政研究,可参考前揭路彩霞的《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 ③同上。 ④方石珊编《中国卫生行政沿革》,第223页。 ⑤厚生省医务局:《医制百年史》,东京1974年版,第49页。 ⑥厚生省医务局:《医制百年史》,东京1974年版,第119页。 ⑦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社会学界》1927年6月第1期。 ⑧伍连德:《对于中国医学之管见》,《中华医学杂志》1934年第1期。 ⑨张大庆:《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⑩Xi Gao,“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Sphere: The Chinese State Medicine Movement,1930—1949,”Liping Bu,Darwin HStapleton and Ka - che Yip eds. ,Science,Public Health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Asia,Routledge,2011,pp.146—147. (11)F. C. Yen,“A Plan Suggested for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CMJ,Vol.41,No.1,p.1. (12)胡廷安:《中国卫生行政设施计划》,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7页。 (13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第193页。 (14)《缘起》,《医药评论》1929年创刊号。 (15)颜福庆提交了建卫生部计划草案,最后被各派势力排挤出去。兰安生与国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商量的结果是推荐另一英美医学派的代表主掌卫生部。参见Xi Gao,“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Sphere: The Chinese State Medicine Movement,1930—19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