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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医界派别之开端也,吾言不曰在社会服务之医师,而曰在政之医事当局,及其显著也,吾不曰为医事主持公道公理之牺牲者,而曰在一般野心家。故吾人苟一致有诚意为医事纠纷速谋图圆满解决之途径,当以科学大同国家应重消除派别捐弃成见为主要条件,使全国医界只知以促进中国医药学术为唯一职责,庶几医事前途得留一线之曙光,不致如政治潮流彼此倾轧无已时也……① 若从时间上划分,1904—1911年晚清新政期和1911—1927年北洋政府时期以日本医学模式为主,1927—1949年以英美医学模式为主、欧洲其他医学模式为辅,是模式多元化时期。由民国卫生署署长人选的更替更能清楚地理解这两个历史阶段的特征(表1)。 表1 历年卫生部(署)长表  1928年至1949年间,中央政府卫生部长以英美系为主,中层管理人员依然以日本留学生为多,地方卫生局长多是德国留学人员,比如南京卫生局局长胡定安和上海卫生局局长俞筠松都属德系派,而上海医师协会的负责人是法派代表宋国宾。这样的格局决定了没有一种外国模式可能在中国得到完全的运行。事实上,学派界线并非泾渭分明,有时还会出现转化的可能,金宝善就是由日派转向英美派的,而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由于学校管理机构的变更,便从英美派转而成为德系学院。②值得指出的是,在直接借鉴欧洲国家模式时,参考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和成果的主张在中国医学界各派中是达成共识的。显然,任何一个学派都难以成为绝对的权威,这种多元模式并存的局面为医学界探讨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卫生管理体制的合理化创造了各种可能,各派势力为制衡而产生的张力阻止了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遵循一种模式的极端做法,为建立中国本土的医学科学模式拓展了多维的空间。 这样的多维图景在1949年后被“以俄为师”的苏联模式所破坏,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医学发展只有一种模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医学道路,必须摈弃欧美医学的影响。③只是,科学体系的建立和知识传承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和社会检验的过程,究竟哪种体制或模式更适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只有时间和历史能够证明。1987年出版的由卫生部长崔月犁主编的《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收录140名被认为是对中国医学贡献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医学家。④按照中国既往对人物或科学家表彰的准则,第一批收入其中的医学家必定是获得官方和科学界共同认可的人物,在体制结构内是居于关键性或领导岗位的,掌握着学术的话语权,是引领科学发展方向的人物。其中属英美体系的有98人,德国体系21人(包括奥地利2人),日本体系13人,法国体系5人(包括越南1人),此外,还有苏联学派1人,1949年后培养的1人,非医学院1人。⑤ 图1 中国当代医学家学术体系统计表   图2 中国当代医学家留学背景统计图 显然,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英美系医学家,其次是德国留学生。尽管晚清民国之际留日学生的数量占绝对优势,1949年后又有一批苏联留学生掌握主要话语权,但能够被认可并进入当代医学家行列的却在少数。无疑,奠定中国医学教育和卫生管理体系的科学基础、创建了医学各科学的结构体系的,是第一代受欧美(包括德国)医学教育影响的医学精英。统计数据的价值在于可以揭示事实真相:国家政治格局的变迁是不可能切断医学知识体系逐步确立所必需的连续性的,这是知识体系完善的内在逻辑使然。 结语 20世纪欧美各国在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和卫生体制方面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与进步有着不同层面的贡献,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外国医学发展的多种方向,在中国近现代的医学发展史上,这些模式都曾被借鉴,甚至被模仿。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的“卫生之道”是由模仿外国模式开始的,但选择何种模式为参照样本,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结果在同一时空下会有多种外国医学模式并存。尽管当政者为协调各方的政治和学术利益而做出某种妥协,但在反对全面模仿外国的一致呼声中寻找着中国医学发展出路,逐步完成中国本土医学模式的建立。这是个卫生政治化的过程,即使在1949年之后60年中国医学科学的发展道路依然会感受其强大的冲击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定安:《中国医事前途急待解决之几个根本问题》,《医事公论》1934年第6期。 ②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8年56期,第141页。 ③走“以俄为师”的医学道路始于1949年东北地区,之后推及全国。因本文时间限定在1900年到1949年,故而苏联医学模式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④崔月犁、韦功浩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 ⑤所谓的医学流派是以其所就读的学校体系为依据,其中包括在中国创办的本土医学校。比如上海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属英美派,上海同德医学院就是德日派,而上海震旦大学就是法比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