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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羊学复兴与华夷一统观念的转换 明清大一统政治,为两代学者华夷一统观念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反映在学术思想领域和历史观念上,就是华夷一统的意识非常显著。钱穆曾经指出,明代士大夫大都“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新亚学报》第6卷第2期,1964年)。可见国家华夷一统思想和历史认同观念在明代大大增强。清代公羊学的复兴和繁荣,不仅把华夷一统理论发展到最高水平,而且促使其内涵出现了新的转换。 清代乾隆年间,庄存与在今文经学湮没千年以后首倡公羊学,成为清代今文经学开山,影响了有清一代学者。他说:“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春秋正辞》卷1《奉天辞第一》)认为尊王贱霸乃《春秋》之义,强调全国必须奉行统一的王命政教。他还用“欲天下之一乎周”(《春秋正辞》卷2《天子辞第二》)的经学思想,折射天下统一于清朝的现实。这表明到清高宗乾隆年间,汉族士大夫已经完全承认了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历史认同意识空前提高。 刘逢禄系统阐发了公羊学华夷一统思想,并从公羊义法中发挥出新义,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汉代董仲舒以来的公羊家思想,认为孔子借修《春秋》寄托国家一统的理想。因为春秋以来“《小雅》尽废,乱贼所以横行也。《春秋》欲攘蛮荆,先正诸夏; 欲正诸夏,先正京师; 欲正士庶,先正大夫; 欲正大夫,先正诸侯; 欲正诸侯,先正天子。京师、天子之不可正,则托王于鲁以正之”(《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4《诛绝例第九》)。刘逢禄总结由西周天下一统到春秋王政不纲的历史变化,认为“王鲁”可以重新实现华夷一统政治局面。他还阐发公羊学的历史进步观念,肯定四夷狎盟的社会现象,指出: “观于《春秋》,知天之以吴楚狎主中国而进黜之义,虽百世不可易也。”(《刘礼部集》卷4《秦楚吴进黜表序》) 刘逢禄承认夷狄因内治成功、文化发达可以进为华夏,诸夏因国政紊乱、风俗偷惰也可以降为夷狄,从而真正达到公羊学家理想的“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1《张三世例第一》)的境界,实现国家统一的局面。 晚清时期,公羊学派又把华夷一统和“张三世”的理论结合起来,融入某些新的内涵。陈立认为:“内其国而外诸夏,所传闻世也。内诸夏而外夷狄,谓所闻世也。至所见世则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矣。”(《公羊义疏》五十四) 而龚自珍和魏源则通过阐发“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之说,重在宣传社会改革。至清末康有为,遂用从“三世”进入“大同”之说代替华夷一统,正统观念逐步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这一时期人们论及华夷关系,已经不是中国境内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内涵,而是中华民族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徐松认为:“守边之要,首在熟悉夷情。……新疆之境,部众环居,其中如南路之回子,北路之厄鲁特,类皆服役,等于编氓,固不得谓之外夷也。即土尔扈特、和硕特,居于内地,践土食毛,亦非可以外夷目也。”(《新疆识略》卷12《外裔》)他把地处西北的各民族分为不同类型,认为清朝直接管辖的回部、厄鲁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已经成为中国领土和居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再是外夷;而自瓦罕至温都斯坦各部,与清朝相距辽远,虽有贸易往来,但管辖势力不及,属于外夷部落。何秋涛认为:“昔夷务之兴,中国患不知远人情伪。”(《朔方备乘》卷39《俄罗斯进呈书籍记叙》)他撰《朔方备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集夷务以烛情伪”(《朔方备乘·凡例》),通过研究外情,加强边防,有效地防范和抵御沙俄的侵略。魏源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的抵御西方列强主张,成为当时士大夫处理中外关系的普遍共识。从此,传统的华夷一统观念转变为变法图存、寻求民族强盛和国家统一的新历史认同意识,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