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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认同观念的时代特征 明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国历史的关系,特别是其正统性与合法性已经有了较为开阔的认识。朱元璋因诸将对元朝作战“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明史》卷2《太祖本纪》),这已经等于承认元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明军刚刚攻入大都,北元的朝廷尚且存在,明朝就已经开始撰修《元史》,并对元朝诸帝给予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明朝重新确立了汉族为主体统治民族的地位以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民族融合不断加强。中国北方的契丹、女真、党项各族和南方的某些民族,逐渐接受和认同汉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特征,最终融合到汉族之中,使汉族增添了新鲜血液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满族统治者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历史经验的总结,继承中原历代相沿的修史传统,充分体现出对中国历史的认同。早在清朝入关前,皇太极就“分命儒臣,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记国家政事,以昭信史”(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清朝建立全国政权以后,更加重视修史,清圣祖曾经指示撰修《明史》的史官要直书实录。他说:“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朕不畏当时而畏后世,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刘承干:《明史案例》卷7《杨农先上明史馆总裁书》)清楚地认识到史学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撰修《明史》对于历史认同方面的作用。满族是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能够较为彻底地摒弃华夷之防的观念。清世宗雍正年间,朝廷因有人“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中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十五》) 这种观念有利于加快中国境内各民族相互融合的步伐,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认同的思想底蕴和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认同意识更加深入和发展,与辽、宋、夏、金、元时期相比较,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首先,中国境内不论是汉族统治阶级为主体建立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为主体建立的政权,都以实现大一统王道政治为最高追求目标,承认其政权是中国道统合法的继承者。明清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有力地保障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不断延续和发展。明代撰修《元史》和清代撰修《明史》,就是这种历史认同意识的显著标志。 其次,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各族人民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创造了有利条件;反过来,中华民族境内的不同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又促进了国家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使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四海一家和天下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积淀为深邃的历史认同意识。 再次,明清以来为了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侵略斗争,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仅把历史认同意识提高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程度,而且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和历史认同观念增添了新的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理论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