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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21日，留学生总会推举担任招待的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4人抵沪后，设立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于派克路东升里，筹划兴学事宜。1906年1月9日，留学生总会事务所开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举定总会职员，正干事刘棣英，副干事朱剑，此外还有庶务、会计、书记、调查、招待等职员。1906年1月13日，由于日本文部省部分修改《取缔规则》，清政府留日监督处要求所有归国学生返回日本复课。归国学生召开各省代表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定行止，议决：“我辈归国初心为兴学耳，勿论东京交涉为失败之交涉，纵不失败，长此俯仰随人，长依赖外人之根性，堕独立国民之精神，非丈夫也，我辈只知兴学挽回教育权耳，不知其他。乃以多数之决议为兴学之初步。”⑧且经决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并公推刘棣英、朱剑、马君武负责起草学校章程。1906年1月17日，各省代表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确定学校章程，并举定学校机关与职员。至2月28日，中国公学开堂授课，计收学生260余人，共分有高等甲、乙两班；普通甲、乙两班；另有师范班、理化班。3月4日，学校租定越界筑路之北四川路底新靶子路作为校址。同日，中国公学行开校礼。 在取缔风潮中，罢课归国的学生仅为留日学生的一部分，而真正坚持留沪自办学校，未返日复课的学生更属少数。而这少数坚持自办学校以维护民族尊严，践行民族自立的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中国公学的发起人大多数是名隶党籍的同盟会会员，如担任副干事的朱剑后来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庶务的姚宏业和谭心休都是华兴会成员，后来担任干事的张邦杰和黄兆祥、学监彭施涤和梁维岳、会计孙性廉、教习马君武等都是同盟会会员。据张承标回忆，当时留在上海的300余人中，加入同盟会籍者40余人。后在上海加入者更多，将近百人⑨。据任鸿隽回忆：“中国公学被认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并非无故。当时从日本回来的学生有多少是革命党，虽然没有调查，但川人中如朱芾煌、但懋辛，就是其中一二。后来我加入同盟会，也是他们介绍的。”⑩ 中国公学兴办之初，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具革命色彩，得不到官绅的扶持。据胡适回忆，“上海人士初见一大群剪发洋服的学生自办学校，多起猜疑，官吏指为革命党，社会疑为怪物。故赞助的人很少，经费困难”(11)。其中官府的疑忌是确定无疑的。早在日本，公使杨枢即认为，“密探学生风潮，为孙文逆党煽动，借抵抗文部命令为名，现结死党三四百人，各携凶器胁众回沪，以租界为护符，实行革命，聚众起事”(12)。张之洞也认为取缔风潮“谋乱是实，其抵抗文部命令全系饰词附会”(13)。基于这样的认识，清政府对归国留沪的留学生采取严格限制的手段，饬令上海地方官府对削发且着西服的归国留学生加以管束，并派官员驻沪负责遣散归国学生事宜，劝令学生迅速回籍，不准在上海逗留(14)。 中国公学因爱国运动而起，发起创办者多为革命党人，其与同盟会的关系较沪上一般学堂密切，受同盟会的影响也较深。清季上海的新式学堂相当一部分是由书院转变而来，书院的风习受时代潮流影响不断趋新，主事者不乏新旧知识兼具的老成之士，但终归要经历一个由守旧而趋新的嬗变，而且仍不脱其教育机关之本位。中国公学的主事者多是学生，从代际差异的角度来看，其趋新程度自然是远超过当时沪上各校。中国公学偏离其教育机关之本位，而成为一个革命机关，这一点从胡适的相关经历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据罗志田研究，中国公学的教学水平仅与沪上一般中学相当，其对胡适学业水平的提高远不如其此前就读的梅溪学堂和澄衷学堂，但他到上海后才形成的参与意识，却在这里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胡适在中国公学获得的是生活的阅历和革命的实践，在这个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胡适不自觉地成为民前革命报人(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