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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共早期因师法苏俄和接受苏俄“先党后军”的指示,未能积极注意军事,待北伐推进,国民党武装坐大,中共方感受到危机,开始关注“枪杆子”问题,并试图有所补救。但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中共始终未能组建自己的党军。零星而边缘化的军事尝试并不成功。然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军事武力的认知与构想并非没有意义。从短期看,中共因忽视军事而遭致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但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却具有全局性和长远的意义。后来被誉为“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中,至少有两大法宝是在陈独秀时期奠定的。若以1927年为视点,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显然是中共早期革命顿挫的要因;若以1949年为视点,则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又似乎是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不二之途。 【关键词】共产国际;国共合作;枪杆子;兵士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提醒中央“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此后这一表述被精简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并广为流传。按现行教科书的看法,“八七会议”后,中共始组建军队,转入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取得最后胜利。统观中共1927年之后的革命道路,应该说这一描述大体成立。值得探讨的是,中共自创建至北伐前,何以不注重“枪杆子”?进而言之,中共早期革命究竟有着怎样的谋划?此种谋划与早期疏远“枪杆子”又有何关联?其次,中共起初介入军事的方式主要是“兵运”,力图直接将“反动士兵”转化为“革命将士”,所运用的手法与工农群众运动相似。此种军事发展方式是中共自觉的追求,还是另有他因?其得失何在?既有的研究,多简单指责大革命时期中央不注重军事,而对此种“异常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影响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即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苏俄经验的输出与国共的迎拒 1921年7月,中共纲领第一条就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②;1922年6月,第一次发布对时局的主张,又明确提出要用战争的办法打倒军阀。③此后,中共的诸种文告中,“打倒”、“铲除”等词语处处可见。然而在北伐之前,中共极重宣传与组织工作,相对忽视军事武力。若寻根探源,此种看似“重文轻武”的革命模式与苏俄极有关联。在介入中国事务初期,苏俄不仅不主张中共开展武装斗争,也极力劝国民党不要急于发展军事。1923年1月,苏俄确定支持国民党的战略后,即对国民党的革命路径有所建议,提醒孙中山不要过于注重军事而忽视党的组织建设,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④同年5月,马林发表的一篇文章大致代表了莫斯科的意见。马林观察到北方吴佩孚的力量强劲,却并不主张直接以军事手段将其打倒,而是强调先组建一个全国的革命政党。他声言,“我们只用武力一种方法,我们决计不能打倒吴佩孚的武力专制”,若没有一个强固的党,则不可能有“强固的武力”,有了党,才能造就“信奉主义的武力”。⑤同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俄,请求苏俄按红军的样式帮助国民党组建新军。但苏俄对此反应冷淡。苏俄方面再次规劝国民党应集中全力于政治工作,不要急于发展军事,并举俄国革命的例子,称“俄国革命的完成不仅是十月起义的结果,而且是通过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做了准备的”⑥;强调“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建议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甚至声言,“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⑦对苏俄的劝告,孙中山并未全然接受。他虽然借鉴俄共模式于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并开始致力于扶助农工,但其革命重心仍在军事武力上。据伊罗生的观察,“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1923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⑧不仅如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始终是围绕军事武力展开的,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是国民党联俄的重要考量。 【作者简介】任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