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艰难的转向:“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语境及遭遇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也由此而生。史家多将此次会议看作中共走向武装斗争的标志。从大处看,这一判断并不为错,但省略了许多历史细节。中共党人接纳“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其实是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绝非毛泽东登高一呼,便全党影从。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强调与诠释,与毛泽东日后的成功有密切关联。若重返历史现场,“八七会议”后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因提出“枪杆子”理论而“发达”,反而“因言受累”。(84) 出席“八七会议”并发言的代表中,国际方面有罗明纳兹;中共方面有李维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瞿秋白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人员的发言记录稿中,只有毛泽东着重提到了军事问题,其他代表的发言,大都是批判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层之一般“右倾”错误,对军事武装几无关照。在当时与会代表中,毛泽东的地位并不高(中央候补委员),瞿秋白、李维汉、蔡和森、罗亦农等人的地位均在毛之上。或许是人微言轻,毛泽东的“枪杆子”理论并未得到响应。据陆定一回忆,“会议对武装斗争的路线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虽然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但“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武装斗争上面”,“党内多数领导人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85)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军事工作一直处于“喊口号”阶段。全党同志的目光仍聚焦在工农运动上。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表示要准备武装起义,但仍强调发动群众才是工作重心,明确指出“暂时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口号”(86)。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奉命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关于此次暴动,既有的研究多关注毛泽东与中央战略路线的分歧——即攻打大城市还是转向农村。这一分歧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的革命观念。在毛泽东看来,要发动暴动,单靠工农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他直言:“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护或去夺取,这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87)毛泽东的此番言论与在“八七会议”上的主张基本一致,是把“枪杆子”当作革命的主要力量。可作比照的是,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央总结教训,虽然认可军事暴动有一定的意义,但同时也明确指出,“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88)革命是依靠工农群众还是职业革命武装,毛泽东与党中央已隐然不同。 毛泽东将革命推向“枪杆子运动”的主张,遭致了党内相当多的批评。1927年8月22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就有人注意到“枪杆子”理论同中央的意见相左,称“中央的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89);毛泽东的主张显然是将其倒置过来了。就依靠何种力量发动秋收起义,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有过激烈的争论。省委书记彭公达就强调不能把军队当作暴动的主要力量。在彭公达看来,“军事工作的主要意义是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并不是去建造自己的队伍。(90)彭公达的意见得到相当多的支持,与会者就暴动是依靠军队为主还是依靠农民为主一度争执不下,最后勉强达成“农民力量与军事力量要占一个同样的地位”的结论。 中共中央也严厉批评毛泽东依赖武力的观念,指责暴动“这样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91)1927年10月,秋收暴动失败后,中央改组湖南省委,更是大力清算那种“认为农民暴动必须有大的武力的掩护,然后才能普遍的发展农民的运动”的观念。批判的矛头正是指向毛泽东所说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92)1928年2月,《中央政治通讯》上发表关于湖南工作的决议案,再次点名批评毛泽东的单纯军事主张,强调群众斗争的重要性。(93)此后不久,毛刚当选不久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亦被拿掉。可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因“枪杆子”理论在党内相当孤立,且遭受着不小的压力。直到1936年,毛与斯诺在延安交谈时,犹记“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94)。再到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回首当年往事,对瞿秋白指责其“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话仍未能释怀。(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