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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诸多回忆也证实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确实进行过“运动”工作。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的萧劲光回忆,当时有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军事指挥官,部队中不许中共设党支部,不许发展党员,主要的任务是宣传和政治工作。但事实上,师部里有中共秘密支部,也秘密发展了一些党员。(49)可为佐证的是,1927年3月,布哈林谈到,“我们党的同志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在工农当中以及在军队中的工作已有很大的加强。他们采取各种方法,公开地和隐蔽地,通过共产党支部或通过人们不知道的所谓的‘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进行工作”。(50)对于秘密党员的能量,中共及苏俄方面是颇为自信的。鲍罗廷就宣称“如果我们能建立25%的左派,那么胜利就有保证。如果我们能以军队中25%的左派为基础,那就足够了”。鲍罗廷甚至自信地宣称,“毋庸置疑,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处在国民党左派和我们的影响之下”(51)。 当然,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曾多次遭遇“清除”,但中共仍设法隐藏下来了一部分力量。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蒋介石就要求中共交出在黄埔军校以及军队中的党员名单。周恩来以事关重大,需请示中央为由,予以拒绝。(52)1926年4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直接要求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党代表必须纯粹由国民党员担任。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党员撤出第一军及黄埔军校。这批人随后大都被派往第四军所属的叶挺独立团。(53)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清理中共人员。即便如此,未暴露的中共党员仍得以隐伏在军队中工作。黄埔军校里的中共党团核心成员饶竞群曾请示广东区委,问:军校的共产党员如何处置?周恩来和陈延年明确指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身份的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在该校各部门工作。”(54)到北伐开始时,各军队中仍留存大量中共政工人员。当时军队中的“左倾”气氛也颇为浓厚。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运动”成效不容高估。国共分裂后,同情中共的将士并不多,跟随中共干革命的除叶挺独立团外,更是绝无仅有,反倒是国民党将领一声令下,士兵纷纷调转枪头,开启了一段“清共”的“白色恐怖”史。 中共本计划通过思想宣传、组织渗透等手段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军队,可是以政工人员为核心的“兵士运动”并不成功。究其原因,首先,应该与政工人员地位不高、影响力较弱有关。一方面,虽然国民革命军仿照苏俄引入党代表和政工制度,但在权力分配上,党代表和政工人员与军事长官并不对等。军事长官牢牢控制住军队的领导权,政工人员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这与后来红军时代的文武关系绝然不同。另一方面,从信仰、感召力等精神层面看,他们也未得到士兵的普遍敬重,甚至一度被唤作“卖狗皮膏药”的。可以说,国民革命军中的政工人员充其量只是个“帮衬”的角色,对军队的实质掌控很有限。其次,国民党对中共介入军事极具戒心,屡次在军队中“限共”、“排共”,态度强硬,也在相当程度上狙击了中共的企图。中共在开展工农运动上风风火火,一个客观原因是国民党人对工农运动兴趣不大。鲍罗廷就曾指出,农民运动之所以是中共主导,主要是“国民党从不具体关心农民运动”,国民党人自己不想去农村,所以“关于农民有权组织起来的法令,至今只有共产党人在利用”。(55)但对军事武装问题,国民党则对中共盯防严密。1926年8月,鲍罗廷与蒋介石讨论两党问题时就发现,“一般问题他能够从容不迫的谈论”,但谈到军队时,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坚决要求共产党人退出黄埔军校和军队。(56)除国民党高层外,一些中下层将领也对中共政工人员心怀疑惧。鲍罗廷曾谈到,在军队中,共产党与旧军事指挥官多有摩擦,一方面是“老的指挥人员始终反对政治,特别是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另一方面,随着共产党人员在军队中增多,影响增强,一些党员“没有分寸”,看到一些指挥官的盗窃、玩忽职守行为,“他们不能保持沉默”,因此时常发生冲突。鲍罗廷批评政工人员太直率,至少是没有足够的经验去“玩弄权术”。(57)其实,不论政工人员是否会“玩弄权术”,一旦介入军队,有分享权力的企图,多半会遭致武人的抵制。此外,两湖工农运动“过火”,导致国民党将士,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对中共心生恶感,亦属事实。夏斗寅、许克祥反共就与工农运动“过火”有直接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