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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的军事应对举措 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汲汲于军事和政权建设,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中共专注于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因重心不同,结果形成了国共两党分别驾驭着“军队”与“工农运动”的局面。随着北伐胜利推进,两党所控制的“军队”与“工农运动”都有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到分裂前夕,他们各自的能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国共“携手共进”的同时,彼此间的疑忌也在潜滋暗长。国民党嫌工农运动“过火’’,恐惧中共“尾大不掉”;而在中共看来,虽然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但国民党迅速崛起的军事武力,也让中共党人时时感受到压力。在国共由合作走向分裂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转向压制工农运动;另一方面则是中共通过“兵士运动”、“与将领办外交”等手段试图“驯化笼络”武人。就两党分裂后的情形看,无疑是国民党的军队压制住了工农运动,而中共则未能拉拢到多少国民党将士。失败的结局,导致陈独秀时代被长期诟病为不注重军事。其实,大革命期间,中共亦有过一些军事应对举措,只是方式较“隐蔽”,行事较“克制”,成效更不彰,故而甚少为后来史家所关注。 中共最早是以“兵士运动”的方式介入军事。所谓“兵士运动”就是鼓动敌方士兵与官长对抗,诱导他们脱离原有队伍,投身革命,类似于策反。早在1922年8月,维经斯基就指示中共,应趁着全国开展反督军的形势,伺机在北洋军队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29)但这一指示并未被中共重视。国共合作以后,尤其是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共关于兵士运动的指示明显增多。1924年5月,中共中央要求向北方军阀的队伍进行渗透,“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30)。1925年6月,黄埔军校东征期间,周恩来曾组建起一支特别宣传队,成员主要是滇、桂叛军中的伤员,共30多人,共产党员李之龙任队长,专做对滇、桂军的宣传工作。(31)7月间,周恩来在省港罢工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明言“工人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32)。稍后,中共中央强调在工农运动中要特别注意乡村教师,实际上也包含着军事上的考虑,因为乡村教师可以输入革命思想于青年农民中间,而此等青年又容易输入军队,“所以亦便是我们军队运动之途径”(33)。1926年7月,中央更是明确要求党员渗入反动军队,“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34)。 此种先打入敌军内部,再暗中宣传、组织、策动的做法,与工农运动的手段颇有相似处,只是兵士运动多暗中进行,工农运动多公开进行。“兵士运动”的成就和影响更不如“工农运动”。究其原因或许有二。其一,相较于散漫的工农大众,军队组织严密,防范森严,不太容易被渗透。1923年底,国共合作已提上日程,中共在广东日渐活跃,开始印发一些具有鼓动性的小册子,但那些小册子极难散发到军队。(35)1926年,加拉罕回顾在广州做军事工作时的情形,就曾慨叹那段时光之艰难,称“那里有孙,有党,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36)彼时国民党军队尚是中共的“友军”,所遇阻力都如此之大,可以想见,若要到其他军阀部队中开展工作无疑更难。其二,在敌人军营中闹革命的风险远大于在革命区里搞工农运动,党员同志不很积极,有很多人因为“怕死”而不太情愿到白军中做“兵士运动”。1926年6月,维经斯基就观察到,“尽管我们去年和现在从莫斯科发出种种指示,但我们的同志在军阀部队中的工作很少取得成功。他们不大相信这项工作会取得成功。传单印了也发了,但我要说这几乎是被迫进行的。”(37) (责任编辑：admin) |